干部人事新局
策划人：周丽萍
要在中国至少700多万官员中，将优胜者层层选拔出来，不仅需要一台复杂的机器，还需要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这套系统不仅需要详细标明选官的标准、原则、程序、路径等等，还需要时时更新，不断升级。
十八大后，在领导人讲话、会议以及文件、条例中，这套操作系统逐步更新，有了新版本。比如标准有了“好干部”，原则增加了“以德为先”，程序上必须先“动议”……
这是一个关乎庙堂的事，因为它不仅涉及如此一大群人的升迁进退，也涉及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运转。这个精密的系统，终将是推动中国向前走的代码。
县里一个重要岗位空缺，组织部门还在考察干部时，外面就盛传谁会接任。到最后，组织部考察的干部在常委会上没有通过，“盛传人选”真的胜出。正儿八经的组织部长竟然不如“地下组织部长”灵通。
“带病提拔”，需要过几关？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通常某个高级别贪官“落马”后，公众会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这种现象，在官场可谓屡见不鲜。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去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公众不禁好奇：这些“身染重病”的贪官，究竟是如何闯过层层关卡？是他们的演技太好，还是“体检仪器”本身存在缺陷？
“蒙混过关”者少，“强行闯关”者多
一名曾担任过县委书记以及地级市副市长、市委组织部长的官员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了官员提拔的大致程序——当某一个主要领导岗位出现空缺时，组织部门首先会对相关干部进行考察，并从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人选初步确定后，组织部会向同级纪委发出公函，征求意见。纪委方面会召集相关处室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该候选人的情况，并以书面形式回函组织部。最后，所有这些材料都会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常委会讨论确定后，还会依照相关程序对外公示。公示期顺利结束后，新官就能走马上任。
从上述人士的介绍，大致可以梳理出，一名官员要获得提拔，起码要过四关：组织部的考察关、纪委的审查关、常委会上的讨论决策、公示期是否有人举报。与这四道关卡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党纪法规：《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上述官员告诉记者，一个人如果真有问题，除非他太善于隐藏、伪装，否则很难一路过关斩将，连闯四道关卡。“况且，很多‘带病提拔’者，关于他们的各种传闻早已是街谈巷议。只要认真查，不可能发现不了。”
那么，“带病提拔”的现象却为何依旧屡禁不止？这名人士介绍说，四道关卡其实还有一个总开关，而总开关的按钮，就握在一个人手里——一把手，他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各道关卡究竟是摆设，还是真能发挥作用。
这名人士以自己多年的观察说：“那些‘带病提拔’者，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伪装蒙混过关的，基本是有恃无恐的强行闯关。”
比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也就是说，刘铁男并未顺利通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关。但最后，他依旧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还有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早在市委书记任上，就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举报，但依旧未能阻止他们平步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