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工作人员在专机上（后排右一为纪东）
口述实录
历史既是由时代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奉公 是他一生的主题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年轻的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我陪伴了他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在动荡时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艰难岁月。
今年，总理已经离开我们38年了，仍然有那么多的百姓怀念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他的崇敬与留恋之情，这一点值得深思。我的体会是，群众爱戴他，是因为总理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感情已经深深地化进了他的骨血里。
1961年，18岁的我初中毕业后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部队番号“3747”，也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1968年7月，我参加部队组织的指导员学习班。一天，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到我们小组听取发言。我的发言简明扼要，自然连贯。没想到，仅仅五分钟的发言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8月12日，我奉命“到杨政委家谈话”，杨政委问我:“周总理那里需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做秘书工作，你愿不愿意去？”我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我愿意！”杨政委特意叮嘱我:“对邓大姐就叫‘大姐’，对周总理就称‘总理’，千万不要称‘首长’，不要说‘请指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请教。”
从整理电报开始，我逐渐掌握了总理秘书接打电话、收发文件、文电送阅、会议通知、整理电话记录等基础工作。几个月里，虽然总理两次对我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抽空我要和你谈话”，但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晚上，总理和邓大姐一起吃饭时才把我叫到身边，说:“小纪，真对不起，你来这么长时间了，我几次说和你谈谈，可一直没有时间，让你久等了。我曾想过专门和你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做秘书工作的问题。现在看来，你这段时间干得不错，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知道了，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我只提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
按照分工，我负责党、政、军、群这几方面的秘书工作。尽管总理一生为公，一生奋斗，从来没有轻松过，但因为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他职位的特殊性，我在他身边的8年是他最累、最难的8年。
总理是伟人，但他首先是个普通人，也有着私人情感和个人需求，只不过他是将公私关系解决得最好的榜样。在如何对待和运用权力问题上，他一生都是无比清醒的，把权力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总勤务员”。
从投身革命那天起，他就将毕生精力彻底地交给了国家和人民。
总理爱听京剧，爱打乒乓球，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连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更谈不上这些“享受”。他常常要按照睡前定好的时间被我们叫醒，因为后面排着一连串的外宾接见和各种会议。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我们叫他的时间总是精确到分秒。看着老人家累成那个样子，我们心如刀绞，也多次劝他休息几天，但他总是说：“我也想休息，可我歇得了吗？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再累也得坚持啊！”
我到总理身边工作时，他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他的健康。总理一生大风大浪，从未怕过死。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他都要把我们叫到病床前，听我们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我们含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老人家却笑着安慰我们：“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老人家还会找我们来谈工作，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
一副副重担挤占了总理的睡眠和治疗时间。他也是血肉之躯啊，他不知道累吗，不知道困吗，不知道疼吗？从1975年10月下旬开始，病重的总理再也没能离开病床。记录显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里，他一共动了14次大小手术，同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召开或参加会议40多次，那样的身体支撑着这样的强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担当 用他并不宽厚的肩膀
总理是中华美德的集大成者。
作为秘书，我亲眼目睹了他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苦和难，这种苦和难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累、气、忧、愤。1970年夏天，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需要协调各方关系，兼顾各方感受，众口难调，难上加难。他又是那样一个讲党性纪律性、保密观念极强的人，所以，只能将所有的苦闷一个人来扛。我想，总理写这几句诗，也许是在宣泄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但他也就是写写而已，一觉醒来，马上接着忘我工作。不管多大委屈，只要是中央决议，他都毫不含糊地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减少负面影响。所以，很多领导同志都钦佩总理的忍，我却觉得，他的忍，绝不是后退、泄气和消极，而是顾全大局，为了肩上的责任在忍。有个成语叫“忍辱负重”，一个人，特别是一位政治家，忍不得辱，就难负得起重，只有抛开个人的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胸怀才能忍得住啊！
1973年3月7日，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三八”招待会。“文革”以来，外国专家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总理说:“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向在座的专家一一道歉，各国专家们无不动容，没想到一个大国总理如此谦和，受伤的心灵涌起一丝暖意。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在他看来，国家利益面前，个人颜面又算得了什么？
总理的伟大人格来自两个支撑，一是胸怀坦荡；二是心底无私。凡是认识到的错误，绝对承认，马上改正，批评先自我，揽过不推责。而对批评过或者误解过他的人，他既不追究也不疏远。在我的印象中，从没听到总理说过谁的一句闲话，也从没听他说过“这事不归我管”。
能不能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善待那些敢讲真话、实话甚至“冒犯”领导的人，折射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品质和党性修养，在这方面，总理堪称全党楷模，他善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发表见解。
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刚从“牛棚”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我们通知他到会。会间，他还要问一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我知道，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鲜明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总理的严谨细致无人能比。每遇重大问题，他都会让我们帮他找很多资料以及以往在此方面的规定，避免政策缺乏连贯性。他常对我说：“干工作既要放开手脚，又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香凝去世后，播发的消息称其为先生，时隔几日，总理冒出这么一句：“要是把‘先生’改成‘老人’该多亲切啊。”这说明，只要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无论大事小情，他从不会浅尝辄止，而是常常在事后还要总结得失。
律己 是他至死不渝的准则
总理住的西花厅由于年久失修，墙面斑驳，地面返潮。工作人员打算趁他外出检查工作收拾一下。等他回来时，没想到摆设大变：旧窗帘不见了，旧桌椅更换了，后面的走廊处还搭了天棚，这一下，总理火了，说什么也不进屋。经过大家苦劝，他才勉强进去，但是要求必须换回旧窗帘和旧桌椅。他说：“我住的房子修得这么好，有的百姓还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能心安吗？”这件事，他在200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三次检讨，并且反复告诫部长们：“你们不要重复我的错误。”他还多次郑重表态：“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
总理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一直带头过紧日子。他说：“我十一二岁当家，深知柴油米面的不易。”他的早餐就是一片面包，抹上一点黄油、果酱，在自制的铁篦子上烤一下，再配一杯豆浆或牛奶，有时会煎一个荷包蛋；夜餐有时就是一碗面条，还有一次就是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外加一小碟盐。
总理对保密要求格外严格，生活中依然保留着当年地下工作时的习惯，进门前总要咳嗽两声。只有放在桌面上的文件秘书才能整理，重要文件他都要亲自锁进抽屉里。总理有规定，部长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的信，我们不能拆。凡是涉及党的重要机密的电话，他都坚持使用专线。召开重要会议时，工作人员能不能在场，服务人员能不能进去倒水，都会作出明确交代。即便是在车上，只要事关重大，他都会按动电钮把司机、警卫与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升起来，就连侄子、侄女来看望他时，也不允许进他的办公室，而且还给他们定了自己去食堂打饭、不能用招待券看戏等十条家规。总理这么做，绝非不信任我们、不疼爱孩子，而是原则面前没有例外。
对自己做过的批示，一旦发现有失偏颇，总理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试验生产神经性毒剂沙林。总理批示同意，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决定停止这个项目。一次会议上，国防科委负责人碍于总理曾经批准过不好直说。我看出了他们的矛盾心理，凑到总理耳边说:“总理，这个报告是您批准同意的。”总理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负责人的意思，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也一样！”
总理的既聪明又厚道被很多同志称道，越是关键时刻，这种结合越是完美。他的律己，既得益于一贯的严于修身，也生发于始终的相忍为党。有这样一种说法，很多党外人士和海外友人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此言并不夸张，近距离接触过总理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感受，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他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着七个一致——信仰与奋斗一致，职务与责任一致，勤政与廉政一致，做人与做事一致，正人与正己一致，任劳与任怨一致，独处与公开一致。
真情 永驻大爱在心间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这是1988年4月，84岁的邓大姐睹花思人，写下这篇题为《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的散文。总理曾说过，邓大姐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我就有幸亲眼得见总理和大姐的一次亲吻。那是1969年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总理率团吊唁。当时越战未息，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捏了把汗。邓大姐虽然最担心，但她一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平静。直到传来总理专机已进入中国领空的消息时，她才长舒口气。那天，我们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员都聚在客厅迎候总理。他一进门，大姐就快步上前说:“老头子，你可回来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惊得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总理“哈哈”笑着，把大姐揽入怀中，两人温柔而又不失风度地拥在一起，总理在大姐脸上深深地吻了一下，那么自然亲热，那么旁若无人。
总理的真情来自于他一生倡导的平等人格。他常对我们说：“咱们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他的大情大爱其实就表现在对方方面面的具体关心上。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录过一篇课文——《一件珍贵的衬衫》，记述的就是我亲历的一件事。当时，由于司机踩了急刹车，总理的上身前后晃了两下。虽然因为急于开会，被撞女孩交由警卫人员送医，但他念叨了一路，直到得知孩子确无大碍只是剐破了上衣时才放下心来，马上叮嘱工作人员买件新衬衣送给孩子:“把人家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嘛，从我工资里出钱！”
总理心细如针。有一次路过五棵松时看见仅剩下三棵松树，就赶紧让有关部门补栽上，“要不然外地朋友来会对不上号的”；“两弹一星”专委会每次开会，他都特地让食堂准备大烩菜，因为“这个会基层同志多，年轻人多，做别的他们吃不饱”；他深夜离开办公室到卧室办公前，都要脱掉皮鞋换上拖鞋。有一次，我想蹲下来帮他解鞋带，他却把两脚收回，说:“这事不能让你做，我自己能解”；烧伤女工王世芬的事迹披露后，他派自己的医生多次去看望，听汇报时连她的例假是否正常都要问到，他想得更多的是怎么通过一个病人的治疗积累护理经验、检验药物效果为更多的百姓造福。在我看来，总理每一次的真情流露，都是他和群众感情连在一起的真实写照。
有一次，我陪他从外面开会回家，在车上，他给我讲起到石家庄视察时看到一个村子的房屋墙上用石灰水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八个大字，他边说边比划：“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呢”，我随口跟了一句：“那您去视察，还不得天翻地覆啊！”总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怎么能够这样呢？这样的话干群关系不是颠倒了吗？”他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我们的值班室有一部外线电话，号码公开，经常有人打进电话反映情况。我们曾请示他想换个号码，可总理不同意，他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讲述 纪东 撰文 马宇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