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展开，作为社会知名人士，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赴南洋。对此一直以来有不少猜测。认为郁达夫到南洋带有官方使命，去作海外宣传抗日者占主流。也有人认为是因为私人关系，他愿意在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有的甚至认为郁达夫到南洋，是一种自我放逐。根据最新资料表明，郁达夫到南洋，主观上是为了摆脱戴笠的迫害，客观上是为了进行中国抗战的宣传，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初，郁达夫和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沦陷前夕，乘一只摩托舢板(船)撤离新加坡，分散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任老板，化名赵廉。由于郁达夫精通日语，又会讲华语和印尼语，因此在日军侵占苏门答腊岛急需翻译时，郁达夫曾被迫担任日军翻译，在此期间，郁达夫目睹了日本占领军滥杀无辜的滔天罪行。在日军向中、美、英、苏四国正式宣布投降前，因为汉奸告密得知郁达夫并非是原旅居日本的侨商、酒厂老板赵廉，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虽然当时郁达夫已设法买通一位日本军医，出具一张患有肺病的证明而辞去翻译一职，但由于郁达夫暴露身份后，在1944年夏拒绝了日本宪兵部声称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东京或上海的如意算盘，日军在宣布投降后，害怕郁达夫用他那作家的笔锋向国际法庭控诉日军在印尼滥杀无辜、残暴作恶的罪行，并为审讯日本战犯做出有力的佐证，因此在仓皇溃退之际，用极其卑劣残忍的手段，把郁达夫秘密绑架并杀害。
在绑架郁达夫的那天晚上8时左右，像往常一样，郁达夫吃过晚饭后坐在客厅里与几位客人聊天。忽然有一个印尼青年来家里把郁达夫叫出去，郁达夫走前说有点事出去一下就回来，当时还穿着睡衣、木屐。谁知一去便从此“失踪”了。当时正值郁达夫夫人怀胎十月，当晚由于郁达夫迟迟不归，夫人既担忧又焦灼，至午夜时分肚子就开始阵痛，第二天凌晨郁达夫女儿郁美兰就降生了，只差几个小时没能与父亲见面。
在抗日战争中，包括郁达夫，郁家一共失去三位亲人，都是在日军、日伪汉奸暗杀或暴虐下终结生命的。
郁达夫的祖母，在浙江富阳老家失守时，因抗拒为日本侵略军烧饭服务，出逃躲在祖屋后的山洞里，竟活活饿死。
郁达夫的哥哥郁华(字曼陀)是法官，为人正直、清廉，具有强烈爱国热忱、民族气节。1933年，他营救过廖承志先生，何香凝老人曾绘制一幅“春兰秋菊”图送给他。“八一三”事变后，郁华任职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当时保留在租界中唯一的中国法权机关，敌伪对郁华软硬兼施，如在家门口插一匕首、信封里装一颗子弹寄给他等等。威逼利诱都被他义正词严地回绝：“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民族气节不能丧失。”他仍坚守岗位，从事爱国活动。1933年11月23日上午，在上班去时所乘的黄包车上，被日伪汉奸开枪暗杀，壮烈以身殉国。
郁达夫的一生，尤其是在新加坡、印尼的最后时期的言论行动，都体现了他始终一贯的鲜明主线———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夏衍先生在《忆达夫》一文中曾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同年5月，一位印尼共产党员也曾对夏老说：“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张楚现先生在1985年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提到了几件事：郁达夫当日本翻译期间，利用日本宪兵不懂印尼话、华语，印尼人、华人不懂日本话，居间折冲，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有一次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曾见过陈嘉庚的筹服会委员(被迫的)到巴雅公务，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郁达夫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使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他们。那几个人莫明其妙，只好抱头鼠窜而去。郁达夫也跟着用中国话斥责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据叛徒告密，日本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郁达夫看了看，机智地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讨账的账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扬长走了。那“农民”以惊诧、感激的目光送走了这个不知名的恩人。
当郁达夫在印尼实际上已被日军监视时，他明白自己“身在虎穴”，随时可能丧生，所以在遗嘱上写道：“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郁达夫叫当时仍在印尼逃难的抗日文化人胡愈之、沈慈九、张楚垠、王任叔、邵宗汉、高云揽等人赶快离开印尼。大家劝他一道走时，他明确表示：“我已被监视，逃不了了，索性不动声色，看时机再说，但是你们必须快走！”郁达夫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大家颇为感动，正如郭沫若先生称誉郁达夫的那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喂虎！”郁达夫曾这样给文人下定义：“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作为赵豫记酒厂的老板，平时家中自然备有各种各样的酒。郁达夫非常善于广文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当地的华侨、华人和印尼人外，甚至还有日本宪兵。但是每当有日本兵到家里来要酒喝时，郁达夫总是叫何丽有拿出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酒，并一再对他们劝酒喝，直至他们喝到九分醉意才罢休，而郁达夫本人却不怎么喝。等到日本宪兵离去，郁达夫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愤恨地说：“让这种高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何丽有无比感动和自豪，觉得郁达夫这个文弱的“读书匠”还是很有血气的，非常了不起，但何丽有无法深入理解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印尼流亡期间，不再能工作和写作，失去了战斗的武器，处于日寇统治下的侨区，只能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面地周旋。以他那样一个早已成型的惯于赤裸裸地自白的人，却必须伪装成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口诛笔伐的敌人日本侵略军，却要虚与委蛇；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竟断然戒绝饮酒；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风，忍受着屈辱，甚至豁出生命，用机智和决断渡过一次一次难关。
郁达夫悲壮的一生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就像永远不会泯灭的星星一样。胡愈之曾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