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中国留日进步学生在千叶举行聂耳追悼大会。
1937年9月，从东京回来的林基路、何干之、梁未闻、李云扬与周扬、艾思奇受党中央之邀前往延安，图为邓颖超同志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欢迎一行人。
2月22日，“广州留东同学会”(留东是指留学东洋，包括日本、朝鲜)成立百年纪念活动在中山大学举行。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成员、同学会会员李云扬、伍乃茵之子李胜利向记者表示，这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同学会之一，在革命年代，许多留学日本的年轻人为民族解放和祖国复兴奉献了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那么，在负笈东瀛的青年学子当中，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众多的抗日志士？他们在日本的土地上掀起了怎样的抗日洪流？李胜利为我们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文：记者 卜松竹
图：李胜利 提供
曾是抗日的重要力量
李胜利介绍，广州留东同学会成立于1914年农历正月十五，是留日归国学生自愿组成的群众团体，早期成员在日本留学时曾大力支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义举，中华民国成立后，广州成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中心，因此，学成归国者多聚于广州。同学会最初主要是留学生之间联谊、交流的一个组织，真正开始发挥政治作用，是从1924年开始。
1924年3月2日，广东留东同学会开会认为，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国北、中、南三大中心，因此，日本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除京沪外也应该用于广州的文化事业。5月7日，由留东学会代表主笔，广东省教育会、广东大学学生经费运动会等团体共同发出一份声明，大意是：“请查照各情，代达日政府关于广州同学会等参与退还赔款用，请容纳在广州设立应用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之请求。”这个活动随即成为广东各界的一致行动。广东学生联合总会、留东同学会等联合发表《请争广东关馀及欧美各国退回庚子赔款为广东大学经费宣言书》。在此情况下，南方政府向日本驻粤领事提出，将庚款中扩充广东病院的款项，移拨给广东大学，得到了日本驻粤总领事的同意。
李胜利介绍，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广东籍留日学生在中共党员陈健的领导下由神户集体返回广州，并在广州组成留东归国学生工作团。1937年12月改组，正式成立广东留东学生抗敌后援会，主要负责人为由日本归来的中共党员杨克毅、李元夫等。当时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等八个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正式成立由中共统一领导的青年团体——广东抗日青年先锋队(简称“抗先”)。1938年，“抗先”工委会先后组织32个“战时工作队”，分赴全省92个县。10月21日广州沦陷，广州留东同学会停止了活动。
“二一四”包围大使馆事件震惊日本
留东同学会的活动是中国留日学生抗日活动的一个缩影。“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促进了留日学生团结抗日思潮的发展。这种思潮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被日本媒体称为“西安事变第二”的“二一四”包围中国驻日大使馆事件。
根据时人古子坚等的回忆，1936年秋，东京各大学的左翼学生推举出代表，成立“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并出版了一期刊物《留东学生》。右翼学生当时在各校也有“中华留日同学会”，前台人物为陈固宁，幕后支持者为留学生监督陈治溥。他们办了一份《留东学报》，经常散播诬蔑共产党、依附国民党、强调亲日的言论。因此，左翼学生和右翼学生之间经常有摩擦。当“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时，“中华留日同学会”提出反对。当学联向留日学生监督处登记时，他们又企图将它扼杀。当遭到学联的抗议时，右翼学生又提出要联合，成立“中华留日同学总会”，学联当然更不能同意。于是右翼学生强行决定于1937年2月14日召开联合大会，并事先从大阪雇了一批打手，企图通过暴力选他们的人当主席，吞并学联。左翼方面知道后，与有关团体商量对策，动员进步学生500多人提前到会，让十多个同学担任保卫工作，安排了卓如作为主席。
右翼学生看到左翼学生人多势众，便一直拖延开会时间，于是卓如登上主席台宣布开会。但在他讲话之时，陈固宁指挥打手冲向主席台企图动手。早有准备的左翼学生保卫了卓如的安全。一时间双方挥动板凳，进行武斗。由于左翼学生准备充分，打手和少数右翼学生被赶出了会场。
此时，日本警方出面阻止继续开会，得到消息的文委东京支部书记林基路迅速赶来，登台号召大家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请愿。大家开始时列队行进，由于日警干涉，学生们便化整为零，分乘汽车到大使馆前的广场集合，200多人围成一圈，要求许世英大使接见。从下午三点半坚持到六点半，许世英终于被迫出来答应了三个条件：一、惩办肇事者；二、明令解散“学总会”；三、确认“学联会”为留日学生的唯一合法组织。第二天，《朝日新闻》以大字标题刊出了报道和照片，称其为“西安事变第二”，可见影响之大。
为建设新疆出力
“二一四”事件后，日本警视厅的便衣进一步加强了对左翼留日学生团体活动的监视。几个左翼刊物在此之前已经被迫停刊，一些学生被扣上“反日作家”或“抗日分子”的帽子，遭到拘捕、毒打，甚至被驱逐出境。日本便衣定期到一些学生的住处，检查书架上的书籍。过去他们通常只是问问为什么研究马列主义，大家以“赶时髦”等理由搪塞，通常都能过关。但之后的盘问非常仔细甚至刨根问底，大有“缉拿归案”的势头。
林基路、李云扬、伍乃茵等广东籍留学生就是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被迫归国的。他们先到上海，随即前往延安。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盛世才多次要求中共方面派干部去新疆工作。于是从1937年秋开始，中共方面陆续选派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分批进入新疆，包括周扬、何干之、林基路、李云扬、伍乃茵等，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如林基路在库车县任县长时修筑的大坝，不但拦截了洪水，而且使下游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三成，这座大坝至今仍发挥作用，被命名为“林基路坝”；1940年初夏，时任巴楚县长的李云扬骑马勘察几天几夜，规划并领导建设了红海子水库。
然而，后来盛世才投蒋反共，在1942年9月17日将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员软禁，次年2月7日，又将林基路等人投入监狱。1943年9月27日，下令将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秘密杀害于迪化第二监狱。林基路牺牲时年仅2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