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图博拍摄的黎族女子。
史图博(中)珍贵的留影。
海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史图博德文原著。
1931年和1932年，史图博两次来到海南岛，深入五指山地区对黎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其考察对海南岛黎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提出了海南岛黎族的来源，族群分类与分布，民族特征与文化遗产，其成果《海南岛民族志》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醉心于人类学研究的生理学家
史图博，1885年6月19日在德国莱比锡出生，生理学家、耶拿大学教授。
作为一名生理学家，史图博的生理学知识技能，对于他日后成为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保证。
1924年春，史图博应同济大学邀请到同济大学任教。担任同济大学生理学教授，同济大学生理学馆主任等职务。
当时，同济大学刚刚在1923年获批升格为大学。同济大学创建于1907年，本是德国医生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取名同济，义为合作共济，是德国政府在中国办学的代理与代表。到1927年，民国政府正式将之国有化，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
史图博的到来，正是同济大学升格后对教师需求的必然，也是史图博学科专业的必然。而作为德国政府在中国办教育的窗口，史图博到同济大学任教，背后也有着德国政府和文化机构的支持。日前，“海口南洋骑楼老街文化展示馆开馆暨重走史图博之路———中德摄影作品展”的开幕式上，德国驻广州领事馆副总领事昆宙致辞时提到，德国外交部支持史图博建立生物学院，并且支持他1931年和1932年海南的考察活动。
史图博除了讲授生理学，还醉心于人类学研究，他对东方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尤其感兴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的文化触角伸向东方，从环地中海的北非、近东地区，到波斯中亚地区，以及远东中国大陆、印度支那半岛及太平洋岛国，随处可见欧洲文化触及的印迹。在中国，敦煌文献、小河汉唐遗址、黑水汉简、以及圆明园文物的发现与流失正是欧洲文化扩张的反映。
在此背景下，东方文化的魅力，尤其是许多未经发掘的处女地，也推动着无数欧洲学者东来探险发掘。史图博也是其中之一，他选择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1929年夏天，史图博与学生李化民一起对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北部山区的畲族进行了民族学考察研究，写成《浙江景宁敕木山的畲民调查记》。1995年出版的《景宁畲族自治县志》记载：“民国18年(1929年)夏，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上海同济大学教师李化民到景宁畲乡考察，撰写了《浙江景宁敕木山的畲民调查记》，对景宁畲族的族称、姓氏、风土人情等作了介绍，也是研究畲族学的史料。”《浙江景宁敕木山的畲民调查记》1932年出版德文本。
1931年和1932年，史图博两次来到海南岛，深入五指山地区对黎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其考察对海南岛黎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提出了海南岛黎族的来源，族群分类与分布，民族特征与文化遗产，其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将籍贯定为中国宝山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图博在中国报纸上公开发表谴责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言论，因此受到当政的法西斯政府辱骂，并不准他回到祖国。他以年近六旬之龄，随同济大学内迁到云贵高原，始终与该校同舟共济，坚守在教学岗位上，期间曾拒绝上海德国医学院的邀请。
在中国任教期间，史图博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急需的医学人才。1949年出版的《同济大学概览》评价史图博说：“史教授上了诺大年纪，可是精神还是那么健旺，配上银色的长须，更显得肃穆非凡，灼烁的目光，好像在探索什么似的。一脸慈祥，言语幽默，在我们的脑海里深深地记忆着。体力说来经历了多少年的折磨，还是昂首健步，全无老态。迄今仍是孑然一身。从1924年开始就来校服务。这一段漫长的岁月，就是在‘一·二八’、‘七七’战争里，他都不曾把我们抛弃过。”
来到中国后，史图博酷爱旅行，抗战前，他在学校的假期几乎都被旅行日程排满。每到一地，他便深入民间，探询民族风俗，收集人类学的研究资料。他曾到过四川、贵州、云南、海南岛等地区，研究过浙江的畲族、昆明的苗族、贵州的猡猡、海南岛的黎族，尤其是对于海南岛黎族的研究尤为人称道。两次考察，史图博收集到的海南黎族生活用具达349件，多数为黎族的衣服，还有黎人的刺绣品、骨制品和竹制品，例如头簪、刀鞘、棋盘，都是较为珍贵的文物。1946年，史图博所收集的黎族文物悉数由中央博物院以250万元的价格收购。南京博物院在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将这批文物作为馆藏珍品展示。
史图博长期在中国生活，对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这块土地充满热爱之情。1937年在柏林出版的《海南岛民族志》，史图博将自己的籍贯记载为中国宝山县。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目前对史图博及其《海南岛民族志》的研究刚刚起步，许多文献资料尚未公诸于世。据德国驻广州领事馆副总领事昆宙介绍，德国外交部浩瀚的政治档案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史图博的原始资料，有待发掘。因此，史图博身后的情况，目前不得而知。
里程碑式的贡献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夫妇表示，《海南岛民族志》这部著作是史图博在两次田野调查所得的材料基础上整理而成，书中保留了260多帧当时实地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深具历史文献价值。可以说，这部著作保留了上世纪30年代黎族人民的鲜活生活史。这部著作，国际、国内学术界都有定评，认为是研究黎族的权威著作，开拓现代科学意义上研究黎族的先河。
《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一书的主要作者郭小东教授认为，自《海南岛民族志》出版后，人们对于黎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了解和认定，都没有跳脱史图博所构建的框架。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尾邦高雄就说过：“史图博从整体上给我们一把打开黎族研究的钥匙。”可见其对后人的影响之大。
2007年4月，首届“黎族文化论坛”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办，当时海南省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成就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一书做了较为全面和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黎族进行了科学的分类。作者用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知识，将黎族分成本地黎(润方言)、歧黎(杞方言)、侾黎(哈方言)、美孚黎(美孚方言)四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认定的加茂黎(赛方言)，基本涵盖了黎族各族群。
二是开创了黎族研究田野调查的先河。过去对黎族的认识，基本是停留在浮光掠影、道听途说上，往往是以偏概全，主观性随意性强。史图博两次深入海南岛中西部地区，自北向南，从南丰等处开始，穿越今儋州、白沙、琼中、五指山、乐东、三亚、东方等黎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观察和采访，记录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
三是运用体质人类学等对黎族进行人体现察和测量。将黎族与高山族以及东南亚的许多民族进行了比较，就黎族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并引发民族学界对于黎族来源问题的长久争论。
四是史图博研究范围十分全面。关于黎族传统社会中的居住、农业、狩猎、交易、饮食、器物、工具、服饰、装饰、文身、歌谣、音乐、宗教以及精神生活、健康状态、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
五是史图博在研究黎族的同时还对海南的苗族、儋州人、临高人、客家人、海南本地汉族、伊斯兰教人等进行了研究。
注：本文写作，参考了郭小东等人所著《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特此致谢。
关于《海南岛民族志》
《海南岛民族志》，德文版原名《海南岛的黎族》，1937年于柏林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日本政府侵华战争的需要推动，由清水三男翻译成日文、经由平野义太郎编辑，于1943年由东京亩傍书房出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文译本至今尚未正式出版。1964年6月该书经由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以日文本为基础翻译，中文名称定为《海南岛民族志》，内部发行，从这个译本的前言部分来看，主要是供批判研究之用。
目前，中德职业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红女士正在根据德文原版翻译《海南岛民族志》。据高红介绍，此书翻译初稿已完成近90%。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能 本版图片由詹长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