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夫人韩菁清
一个人一生坚持一些长久的根本性的东西,实所不易。梁实秋坚持的正是文学长久所在、民族长久所在,而我们起码应该在“什么是长久而根本所在”上多一些常识。
前不久,评审学校的教改项目,看到外国语学院举全院之力创办“梁实秋班”的计划。从“劣迹斑斑的走狗文人”到令人仰慕的文化品牌,恍如隔世,但梁实秋真的为大家所熟知了吗?我就说说鲜为人知的梁实秋吧。
1960年9月的《自由中国》事件曾震动台湾。《自由中国》创办于1949年9月,主持人为国民党资深人士雷震,编辑委员中有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学者毛子水、殷海光等,书生论政,批评现实制度,督促政府实行民主自由。尖锐的批评最终不为当局所容,雷震等四人锒铛入狱。《自由中国》被查封后,杂志同仁受连累,当时编委中唯一的女性、负责文艺栏的聂华苓(后来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也陷入困境,以往一些熟人纷纷避而远之。就在这种被孤立的时候,梁实秋却不时请她去家里做客,“梁师母以拿手好菜款待,梁实秋扮小丑说笑话,惹得她们开怀大笑。”1964年,聂华苓赴美时,梁实秋又主动出借路费。聂华苓并非梁实秋的经年知交,此时梁实秋的举动有患难时刻的友情,更有肝胆相照的支持。聂华苓认同三民主义,但她主编《自由中国》文艺栏10年中,坚持纯文学立场,审阅来稿,“凡是有政治意识、反共八股的,我都是退!退!退!”这种立场、态度显然得到梁实秋的赏识。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8月,台湾召开纪念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国》同仁研讨会,马英九到场致词,肯定《自由中国》的贡献,向当年为自由民主献身的人士家属鞠躬道歉。当年梁实秋不屈从外在政治意识的压力,和《自由中国》一起坚守人文立场、文学立场的行为同样被人怀念。
梁实秋当年因为倡导“人性论”而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和鲁迅之间的论战长达近10年,两人对垒的文章125篇、50万字以上,但中心问题就是人性与阶级性及文艺政策),抗战期间又被左翼作家戴上鼓吹“与抗战无关论”的帽子；1940年,梁实秋曾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前线慰劳团,计划去延安,因毛泽东致电不欢迎其前往而作罢。其实,他倡导“人性论”是受惠于哈佛留学时所接触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白璧德正是以“人性论”作为他全部理论架构的基础,强调人生不可缺少“自然的生活”,也要追求高尚的“宗教的生活”,但最重要的是对“人性的生活”要有“人文的约束性原则”,通过自我反省,内在服从某种高于一般自我的东西,以抵御现代社会道德、情操、行为的规范失效。这成为梁实秋一生为人从文的基本理论,其文学立场,也必然守护文学的独立性,让文学能表现健全的人性。他1931年发表《所谓〈文艺政策〉者》一文,批评鲁迅所翻译的《文艺政策》,这惹怒了左翼阵营,将他视为地道的右翼文人。然而,梁实秋在1942年发表《关于〈文艺政策〉》,对张道藩制定文艺政策同样严厉批评。就个人关系而言,张道藩是朋友,但事关文学,梁实秋就不会被朋友私情所囿,更不会对张道藩所有的官方权势背景所屈从。
梁实秋是至今唯一独立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成中文的人,其目的也是要发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价值。他是1930年任教于青岛大学时加入胡适发起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计划的,之前的1929年,他刚刚与鲁迅就翻译问题发生了论争,虽两人的恩怨由此加重,但争论的意见却是有意义的。鲁迅翻译苏俄理论用“硬译”,晦涩难懂,但他也诚挚表示,这只是从“无有”向“较好”的过渡罢了；梁实秋则认为应该以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为此,不妨将英语句法变换一下。梁实秋之所以拿鲁迅的翻译说话,是因为他觉得鲁迅的创作何其通畅精炼、笔力雄厚,为何翻译却离“死译”不远?鲁迅的“委屈”梁实秋也感觉到了:“梁先生自己不翻译,却批评译者。”所以此后他毕一生之力,投入莎剧的翻译,实践自己的翻译主张。
1967年,37册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译本在台北问世,当时的台湾,西化之风甚盛,《莎士比亚全集》却让人感受到“中国味道”。梁实秋具有极高的西洋文学修养,却将中国传统的为人治学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而随后几年,他的《雅舍小品》在封笔了二十余年后,相继出版了二集、三集、四集,展示出源自中国传统的人生艺术的巨大魅力。梁实秋在此时连续推出“雅舍”系列,似乎是以此提醒日益欧化的台湾文坛、社会。梁实秋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雅舍四集》出版于梁实秋去世前一年),用他的“雅舍小品”再次点燃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薪火。
一个人一生坚持一些长久的根本性的东西,实所不易。梁实秋坚持的正是文学长久所在、民族长久所在,而我们起码应该在“什么是长久而根本所在”上多一些常识。1938年,众口一词批判梁实秋,成为抗战期间第一次政治批判运动。姑且不论梁实秋本人热心于抗战:在北平时,他在《自由评论》上撰文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北平沦陷后,他又因力主抗战而被列名于日本宪兵队的通缉名单；只身出走入川后,他在一些视察抗战前线的文章中,充分流露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心理……就是那段被批判为“抗战无关论”的“编者按”,梁实秋的逻辑也一清二楚:就文学副刊而言,“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
今天,谈起梁实秋不为人熟知的这些事,正如余光中所言:“梁实秋当年面对老练泼辣的前辈作家,面对人多势众又有组织的左翼阵营,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地指陈文学的本质,为缪斯护驾,表现的不仅是智者的眼光,更是勇者的胆识。”历史终究不会淹没智者的眼光、勇者的胆识。
□黄万华(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