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57年5月14日，27名士兵代表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船形帽不仅不适用，而且不好看。“戴正了，像和尚；歪着戴，像流氓。”有的战士宁愿光着头，夏季戴冬帽或是戴过去的旧式军帽，也不愿戴新配发的船形帽。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佚名
在1955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头戴船形帽的步兵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
1955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换着55式军服，规定陆军、空军男士兵夏季佩戴船形帽，海军男士兵为无檐大顶帽（俗称水兵帽）。
当时谁也没想到，围绕船形帽的佩戴问题，竟引发一场涉及全军的争论。这种流行国际的军帽在我国“水土不服”，很多人不予认可。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年美国大兵和国民党兵歪戴船形帽、穷凶极恶的丑态，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大家都十分讨厌。二是船形帽需要“歪戴”，即稍向右倾斜，这种戴法不符合中国人“正衣冠”的传统审美习惯，给人的感觉是吊儿郎当、滑稽可笑。
1957年5月14日，27名士兵代表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船形帽不仅不适用，而且不好看。“戴正了，像和尚；歪着戴，像流氓。”有的战士宁愿光着头，夏季戴冬帽或是戴过去的旧式军帽，也不愿戴新配发的船形帽。
5月30日，解放军报以《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为题选登了3封读者来信。一石激起千重浪，几乎每天都有战士投稿写信建议改革船形帽，使船形帽的话题成了全军关注的一个焦点。
如3402部队政治处下士唐天祥在报纸上刊文：“为戴船形帽我在部队受过几次处分，为戴船形帽也引起母亲的生气，说我不像个样子，为此我也很难过，我应征入伍服兵役，却没想到为船形帽出乱子”。
下士任兰品的署名文章《第一次戴船形帽的遭遇》，则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反映了地方群众对解放军战士戴船形帽的不理解。
围绕我军士兵戴不戴船形帽引发如此大的争论，让领导机关和设计部门始料不及。但到底要不要改革船形帽，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毕竟船形帽是在中央军委军服改革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多次研究、设计、修改后审定的，由1955年国务院第18次会议批准通过的制式军帽。
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审查过服装样品。据《军服史话》一书披露：1955年8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再次审查军衔服装样品。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边看边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当走到陆军战士模特跟前时，毛主席手指船形帽向贺龙问道：“你们说船形帽好吗？”贺龙答：“世界多数国家军队的战士都戴船形帽，它的好处是观测目标时不影响视线，戴钢盔时可以当内衬。”毛主席说：“你们都说好，那就戴船形帽吧。”
24日，军服改革领导小组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关于军服制式的报告》，在服装方面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其中有一条为“军士、兵的船形帽，须要很好的解释教育，否则不习惯”。周副主席认真阅读了报告，并在该条后批注“应加解释”4个字。由此看来，当初在55式军服样式确定前，有关部门就已经考虑到士兵戴船形帽有可能不习惯，只是没有想到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其实，船形帽并非美军和国民党军的专利，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军队的标准军帽。苏联红军从1935年起就把船形帽正式列装，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戴船形帽。为做好船形帽的宣传解释工作，解放军报曾在1956年全军部队基本换着55式军服后，专门刊发《新制式服装的优点》一文，说明船形帽有四大优点。
与此同时，我军的高级将领也利用各种时机主动当船形帽的“模特”，以身作则对战士进行宣传教育。
1958年1月13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队与士兵见面。座谈中，张爱萍提到船形帽问题，指出：许多义务兵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家不习惯，尤其是这种帽子美国兵也戴，大家更觉得不喜欢。所谓“习惯”，那就是久习才能惯的。比如我们抗日战争时代，由红军的帽子、衣服改为和国民党军一样的帽子、衣服，才开始时大家也不习惯，但是过久了，也就习惯了。不论戴什么帽子，我们还是人民的军队。我个人认为军人应该执行国家的规定。我军的服制是经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国家要我们戴这种帽子，就应该戴。希望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花费脑子，应该集中精力，下功夫好好学习！
仅仅5天后，即1月18日，国防部发布关于修改部分军服和肩章、领章的命令，但对争议颇大的船形帽暂不作改变。
这时，为密切官兵关系，全军开始逐步实行干部当兵代职制度，一大批高级将领、军师团领导、机关干部下到基层连队，当普遍一兵。他们主动摘下大檐帽，戴上船形帽，给战士们作出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