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小学的孩子们在上学的途中
天边小学志愿者：苦涩的担当
“当把贫穷当作资本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已经不纯粹了。”
“这里不再纯朴，村民们都变了，我最后的动力都没有了。”
他们是一群生活在悬崖上的孩子。悬崖几乎垂直，海拔1400米，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是一条最宽处不到1米的骡马道。每天徒步几个小时去上学是这些孩子们的宿命。
小学毕业后，大部分的孩子要辍学回家，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一辈子留在大山上，耕种着结不出多少希望的贫瘠的土地，也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命运。走出大山，不用冒着生命的危险读书，则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呐喊。他们就是四川永利县彝族乡古路村古路小学（也称为天边小学、悬崖小学）的学生。
5月31日，古路小学的22名5年级的学生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中华慈善总会I Do儿童基金启动了天边小学助学计划：基金提供费用，在今年9月份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帮助他们下山读书，直到初中毕业。
6月1日，笔者跟随I Do儿童基金的发起人李厚霖和其他工作人员，前往天边小学。尽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攀爬悬崖的过程仍然惊心动魄，悬崖的高度足以让人头晕目眩，每一步都让人提心吊胆，一个不小心的摔跤，都可能坠入万丈深渊。
经过3个半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所悬崖边上的学校，与这里的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过六一儿童节。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年轻的志愿者，24岁的包韬唐和23岁的杨菲——孩子们的游戏都是他们俩用心编排的。
如果不是当地村民当着我们的面谩骂包韬唐，如果不是杨菲在我们面前流下泪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两个在悬崖上奉献着青春的志愿者，还要在这里承受着生命中的另一种担当和面对生命中的另外一些无奈。
冲突……
“包老师，你过来一下。”几个村民走过来，喊正在忙碌的包韬唐。
“能不能晚上的时候再说。”包想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几个村民很坚持，包只好过去了。不久，争吵的声音便传过来。包试图离开，但其中的一个村民仍然不依不饶，“你还是个志愿者……”
学校失窃了，杨菲的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但丢了多少钱现在还没数。已经有三个小孩承认他们和一个已经上初中的大孩子进来过。在外打工的大孩子的父亲特意为这件事情回来，但他认为是志愿者冤枉了他的孩子，损害了孩子的名誉，在下午喝了酒后，不甘心地找到包来“说理”。
杨菲坐在床上，不停地抹眼泪，“屋里被翻得很乱，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收拾好。今天孩子们要过节，我本来想晚上的时候再去处理那件事情，但没想到他爸爸就这么跑来闹”。杨菲眼睛红红的：“我们俩不是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没有领导，遇到什么事情，只能我们俩自己商量着解决。我们受了委屈也没有领导帮我们撑腰。”
她的伤心除了是因为这个家长的无理取闹，因为撬开她房间的是三个她最疼爱的孩子，还因为，从去年9月份上山到现在，她在古路村，这个悬崖峭壁上的彝族村寨，感受到了太多的辛酸和无奈。
“受了委屈也不能和家里说，家里人本来就不支持我来这里。”杨菲很痛心：“村民们已经变了很多，只有当我们志愿者走了，他们才会知道他们失去的是什么。”
杨菲有了离开这里的打算。离开这里，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杨菲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两次的离开和留下
毕业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杨菲在师兄包韬唐的忽悠下，在广西一家出版社工作的她，迅速地向主编请了一个月的假，并骗家人去四川出差，只带了两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个小包，就赶往那个被包描述为“满山遍野开满了向日葵，云在身边飘”的地方。到了山脚下，杨菲就觉得不美好了。“我是南方人，没怎么爬过山，爬了5个多小时才爬上去。”
在山上的日子也不是包所说的“每天在山顶上看书，听音乐的诗意的日子”，而是天天吃土豆。有洁癖的她在山上洗澡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是孩子给了我惊喜”，杨菲还是想坚持一个月再走。
到了下山的日子，杨菲走的时候，听到了身后有学生在喊“杨老师”，是她所教班级的最小的孩子和已经怀孕9个月的这个孩子的妈妈来送她。在走之前，杨菲还到了他们家去家访，孩子的妈妈挺着大肚子，去捉鸡准备杀了给杨菲吃。“不小心，他妈妈摔到地上了，我紧张地脸都白了”。看着母子俩挥舞的手臂，杨菲决定留下来，至少呆一个学期再走。“我就这么突然地走了，太不负责任了。我和包说，我决定不走了。”杨菲把出版社的工作辞了。
越和孩子们相处，感情越深，到学期结束时，杨菲还是没走成。“一说走，孩子们就哭，我自己也受不了”。等到年后吧，杨菲对自己说。杨菲在山上和村民们过了个难忘的春节。过完年后，杨菲回到了家里。但是杨菲还是选择了回到山上去。“原本一直反对我上山的妈妈，终于接收了我做志愿者的现实。”挂念着孩子的杨菲又重新回到了孩子们的身边。
这次盗窃案的发生，几乎让杨菲崩溃了，杨菲为了孩子才坚持留了下来，但是“我的房间被我三个最疼爱的孩子撬开了，这里不再纯朴，村民们都变了，我最后的动力都没有了。”杨菲声泪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