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刘立群，原题为《“红岩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记得是1985年10月初，刚放完国庆假期上班后没几天，王明湘副馆长（时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作者注）告诉我，邓颖超邓大姐已经到重庆了，隔两天就要到红岩来。我心里十分高兴，充满了期待。因为1978年8月，我和王馆长在北京先后采访过邓大姐两次，最后一次结束时，邓大姐曾经拉着我和王馆长的手说：“重庆，我一定还会回去的。我还想回去再看看重庆，看看红岩！”
是啊，红岩、重庆，这个邓大姐和周总理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作与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个在邓大姐一生中留下许多艰难和美好记忆的地方；这个长眠着她母亲和周恩来父亲的地方；这个她当年曾经叱咤抗战政治舞台的地方；这个有着她许多战友和朋友的地方；这个她和周总理都十分喜欢的红岩水仙花的出产地……她怎能不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呢？
这一晃，7年时间已经过去，我和王馆长以及全体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邓大姐的到来。1985年10月，邓大姐终于兑现了她给我们的承诺。
重返周公馆讲述当年故事
邓大姐是1985年10月10日到的重庆。11、12日两天，她在潘家坪宾馆听取了重庆市的有关工作汇报（此时邓大姐的身份是全国政协主席），还会见了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在渝的部分老同志，与大家畅叙了阔别多年的革命友谊，回忆了许多当年的红岩往事。著名的“董必武为六毛钱作检讨”的故事，就是这次邓大姐在和当年南方局招待所所长杨继干共同回忆抗战期间红岩艰苦生活时说出来的。
10月12日，我得到通知，13日上午到曾家岩参加邓大姐重返周公馆的接待工作。记得13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笔记本和两支圆珠笔赶到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我的具体任务是跟随邓大姐一行，负责记录邓大姐的讲话，因为按市里的规定，不准我们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大约9点50分，一辆考斯特面包车驶近周公馆门口停下，此时已81岁高龄的邓大姐在秘书赵炜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下车来，随行的有原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重庆市委副书记于汉卿和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等人。早已在此等候的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张莺、何冶和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邓菱、王明湘等人上前迎接。抗战时期，张莺曾是孩子剧团成员，与邓大姐已很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