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把斯大林提前建国的建议及时传递给毛泽东，中国的国庆因此提前。
随着傅作义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的三大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至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不再是打仗，而是城市的接管和治理。
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共产党，绝不能在治天下的问题上让人看了笑话。但是，城市建设这个全新而又从未接触过的课题，还是让骁勇善战的共产党人心里没底。于是，如何借鉴苏联经验，开国建国，细致地描绘新中国的蓝图，就成为当务之急。
1949年4月，刘少奇在开滦考察时，突然接到毛泽东让叶子龙打来的电话：速回北平，有要事相商。刘少奇火速赶回北平，不久，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降到他的身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到苏联“秘密取经”。
先有一个偷偷摸摸的访问
在刘少奇访苏之前，斯大林在1949年1月曾经派米高场到西柏坡访问，不过，这一切都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
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天然的接近，但是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不信任，也不愿有公开的亲近。有两个因素使得斯大林这么做。一是蒋政府和苏联一直关系不错，众所周知，在二战结束后到中国内战期间，苏联一直承认的是国民党政府，双方在1945年还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对苏联在蒙古和东北两个关键问题上，采取的是退让政策，这也使斯大林在考虑以什么态度对待中共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二来苏联一旦过早介入中国内战，美国也会闻风而动，而美国在远东的力量，明显要比苏联强。所以，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就有了避嫌的成分。当时林彪、陈云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苏联与他们的接触都是拐弯抹角，不直接发生关系，生怕被美国人逮到口实。
在国共军事胜利还没有成为定局之前，斯大林对毛泽东一再提出的援助要求，都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予以拒绝。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斯大林都以各种理由躲着不见。1948年延安解放之后，毛泽东又提出去苏联，斯大林却回复说：“解放战争正在紧要关头，在这时，如果毛泽东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毛泽东非常气愤，但是也别无他法。
随着国共两党军事对决的力量差距越拉越大，斯大林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意识到老躲着毛泽东情理上也说不过去，而且还有可能会让苏联在中国的实际利益受到损害。但是，斯大林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他曾经几次问身边的人：“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弄清这个问题，就成为米高扬访华的第一任务，而米高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试探中共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特别是中共对蒙古的态度。
米高扬这次访华，基本上是竖着耳朵听取中共领导人介绍情况的，中间插话或是表达意见的时候很少。当时，斯大林最关心中共对蒙古问题的态度，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非常策略，他对米高扬说：“有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跟我说，将来政权到了人民手中，蒙古也应该统一了，外蒙古是不是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米高扬一听就当场回绝，事后还马上打电报给斯大林，斯大林的回电口气非常强硬，他对米高扬说：“你告诉毛泽东，如果蒙古要统一，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斯大林对外蒙古的强烈态度，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为了中苏的大局，他表示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毛泽东一个人整整说了三天，米高扬总算不辱使命，了解了中共的基本情况。但是，毛泽东在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地谈及新中国的战略构想时，仅仅是大模样，大框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计划，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派刘少奇带团访问苏联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