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实践是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新政，他对传统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政治上坚持民主宪法和议会民主制，坚持人权、人道和公民权利；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必要干预，通过福利主义调节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措施摆脱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
第三种实践是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中国也是走的这条路。
第四种实践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第二国际的思想对这条道路有影响，但不完全是一回事。
20世纪四种实践较量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被人类唾弃。列宁－斯大林的苏联体制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旗帜，共产党在一部分国家取得了政权，并建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能迅速动员资源，解决落后国家工业发展问题。但是，这种制度的危机日益加剧，最终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在一部分国家内得到实现。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经过一个世纪较量以后，这四条道路中，一个被消灭了。一个在一度辉煌之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另两种道路，即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基本合流。
当代世界有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罗斯福和北欧社会民主党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主体。这种制度在二战以后依靠技术革命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二战以后新的生产力超过了资本主义过去的100年。这一制度还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缓和了社会矛盾。革命的危机不存在了。第二股潮流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改革的潮流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一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受这股改革潮流的影响。
全球走向一体化。两股潮流将合流。全球化是大趋势。
谈到这里，朱厚泽问我：你对21世纪怎么看？我说：21世纪需要解决三个矛盾。他问：哪三个矛盾？我说：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这是指国际关系；第二是高消耗生活方式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这是指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交往规则矛盾，这是指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
我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朱厚泽就明白了。他说：我同意你对三个矛盾的分析，不过我觉得这三个矛盾最终会化解在“五个一般”之中。他认为，21世纪的大趋势是“五个一般”：
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不能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注意，在社会主义后面没有“的”字）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般。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形容词，而是条件状语。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是经过20世纪反复较量的结论。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现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权力高度集中而且没有制衡非腐败不可。
现代公民社会一般。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国家必须服从社会，不能用国家来压制社会。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20世纪突出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希特勒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一大灾难。21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恢复社会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不断强化国家也是不对的。国家应当逐步从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
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新技术浪潮会波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20世纪是现代迷信的世纪，是造神运动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一元独断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国家大泛滥。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大灾大难。必须弘扬当代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精神。
他说，这“五个一般”也可以称为“五个进入”：入关，即经济全球化；入网，上信息高速公路；进城，城市化；回归社会，解决国家主义问题；返还人间，建立人的主体地位。
这“五个一般”是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这是历史的趋势。谁也避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实现这“五个一般”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种种摩擦和冲突。
听他说完了“五个一般”，我表示：你这“五个一般”具有历史的深刻，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过我认为，“一般”必须和中国的民族基因对接，才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
他说：是的。中国的民族基因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