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后四五日内，起义军几乎攻占了嘉义机场，用“处委会”委员、曾是台共同路人的作家杨逵的话说，“当时连议员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消几个钟头就可以把宪兵和军队的武装解除。”
待到3月4日，蒋介石派出正规军从基隆扫荡过来，临时凑集的部众面临土崩瓦解，此刻“老郑”（蔡孝乾化名）突然现身大华饭店，也是他回台之后首次与谢雪红见面。
故人相见，却是五味杂陈。如今这俩人，一个是大陆派遣台湾的共产党组织最高领导人，一个则是以公开身份活动在岛内颇孚人望的老台共。但深埋了二十年的恩怨过从，让两人之间仍有散不去的火药味。
经过长征的洗礼，蔡仍不改他的绅士派。圆框眼镜配白色毛料西裤，一副文弱模样，谢见了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早点来见我？”
蔡沉默不语。冷场很快转变为激烈的争吵：日益危殆的局势，组织上的混乱，武装力量的指挥权，都成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僵持不下时，历史旧账就被翻上台面，谢的党龄问题（1925年入党，后因长期失联而未获承认）至今没有解决；而蔡咬住不放：除非谢先写一份自白，清楚交代日据时期台共变节的经过。
意见分歧挟着难言的私怨，让两人的见面最终沦为一场无法做出关键决定的妥协。蔡依仗他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资格，要求部队分散到山里去打游击，同时不放弃在城市的正面宣传战场，“要办日报”。反诘者如杨逵等则认为，“台湾太小了，坚持不了多久”。
瓦解
领导意见的分歧，使得撤退至山区的部队各自为战，据台湾“保密局”档案，“台中之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
在蔡孝乾的坚持下公开办起来的报纸《光明报》，在台北街头散发时被国民党情治机构查抄，最终却成了整个“省工委”被破获的关键线索。
局势的急剧恶化，使得组织下令以公开身份活动的谢雪红，先批撤出台湾，被推举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再也没有涉足故土。她与蔡孝乾、张志忠的最后一次晤面，已是在1948年6月的香港，秘密召开的“台湾工作干部会议”上。
据台湾“国安局”档案228-E-3-（14）披露，此次秘密会议规格甚高，参与其事的除了老台共谢雪红、派遣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之外，广东与海南两省也各派出一位代表列席。会上，蔡孝乾检讨了“对形势过于高估”；但他也同样头痛于中共机构在岛内的“双轨制运作，领导台籍同志是一条线，大陆派遣同志则是另一条线”。
尽管在“二二八”以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共产党在台湾的组织，从1946年初的70余人扩充到了约400人，但“本省籍与外省籍党员的关系”“如何扩大党在工、农中力量”的问题迭出，直至惊动了上海局的领导人张执一出面发话，“谁是谁非，要到台湾解放，掌握了充分资料后方能作出分析……”
在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相关报告里，甚至指出“中共在岛内未及建立电台”，而中共地下组织的“双轨制运作”，后来竟成国民党间谍瓦解“二二八”后岛内组织残余力量的惯用伎俩。
1950年2月的一个夜晚，有陌生人来到尚在三湾坚守的台共组织支部，把一只眼熟的皮箱交给了当地同志。来人信誓旦旦地说，“老吴叫我把这个皮箱交给你们，老吴要我告诉你们，台北的形势很紧张，希望你们赶快把竹南、苗栗地区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二月十五日，他会下来，跟你们讨论重要事情”。撂下话，来人即不见影踪。
三湾的同志打开皮箱检查，发现里面有张志忠常穿用的西服一套、收音机一只、一把勃朗宁手枪和三十余发子弹，悉为他平日的随身物品。当他们几乎据此认定来人是“老吴”的信使时，一个机敏的同志，拆解了手枪，才发现撞针已被锯断。“这是老吴在向我们示警，他很可能已经被捕了。”
1950年3月，从四川派遣来担任“省工委”宣传部长的洪幼樵，刚在基隆登岸，误以为遇上了接船的“自己人”，即束手就擒；而以半公开身份活动的蔡孝乾，则在厦门街的家中被埋伏逾月的特务逮捕。再加上半年前《光明报》事发后，遭叛徒出卖被捕的“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明，在台的共产党四位主要领导人至此悉数落网。
狱中，以破获“省工委”机关邀获大功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校谷正文，刻意安排了一桌酒席，让四人相对而坐。最早被捕的“省工委”副主任陈泽明，按耐不住冲蔡孝乾发难，“我们的失败都是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份……”
在同志逼问下，这位台共领导人从此竟一个人躲进狱房角落，没日没夜赶写自白书，稿纸堆垛成半人高，碰倒了，他也无所知觉。最终谷正文把他的写字桌，从保密局监狱搬进了台大精神病院。
四人当中唯一一个拒不自新，而遭枪决的是张志忠。他在牢房里监押到1953年底，鹿窟的最后一熄武装斗争被掐灭之后，才被押赴刑场。曾与他同监的狱友石聪金记得，他临行前劝慰：“两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三十年再联络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
他的妻子季沄，被以“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通讯往来”的罪名同遭枪决，在国内的家人直到1950年代晚期才闻此噩耗，但从未得到“烈士家属”的待遇。曾为女儿的天花痊愈四处求拜观音的季同老太，一直到死都难以释怀：“领导不该派她去台湾做地下工作的”。
此后蔡孝乾变节加入国民党，直到1982年10月在台湾病逝前遭长期监视。先一步撤出岛内的谢雪红，也未能逃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政治风波的整肃。她早年与日共乃至国民党纠缠不清的关系，日后都成为了指摘共产党人在岛内失败的口实。倒是1930年代她被日警抓捕时的当庭审判一语成谶，蔡孝乾等台湾的共产党人“大多是与实际运动疏离的日本及中国留学生，他们训练组织程度之贫乏，乃是不争的事实。”
（感谢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组秘书沈怀玉先生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全三辑）》；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谢雪红评传》；蓝博洲《台共党人悲歌》、《幌马车之歌》；杨克煌、吴克泰、张执一、李伟光、谷正文、李世杰等人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