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子当然还是苦了。吃的苞米查子、高粱米和小米子——我们不能吃大米白面，被日本人发现就是“经济犯”。所以，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吃的，都在黑夜偷着吃。我们屯里有一个人，上亲戚家时吃了点“旱金子”，红皮，跟米大小差不多。回家时坐火车，不习惯，晕车，吐了出来，日本人一看，吃了大米，当时就抓起来了。后来，好像被拉去做劳工。这个人再也没回家。那个年代，日本人管得严，连把头也不能吃大米。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张宝印 徐壮志，原题：《亲历者回忆揭开日本侵华“开拓团”历史真相》
移民侵略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向中国派来的，不光是血腥的侵略军。为了真正占领并成为中国的主人，它采取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强暴、残忍、卑劣的手段。移民，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掀起了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高潮。
1933年2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进入吉林省桦川县永丰镇，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意思是“繁荣昌盛”。99户、400多名中国农民全部被逐出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流离失所，有的人被强行迁入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集团部落”，不少人冻饿而死。
1937年7月，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当时日本拓务省曾指出：“现在满洲国的人口约有三千万人，二十年后将近五千万人，那时将占一成的五百万日本人移入满洲，成为民族协和的核心，则我对满洲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
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860多个，33万多人，它们密布东北各地。这些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了中国人土地的日本人，由于人均占有的土地太多（20町步，近乎20垧），绝大多数都无力耕作，大部分都租给中国农民耕种，成了地主。而一些日本人对邻近的中国人肆意地强奸、殴打、偷抢，其罪行与真正的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
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1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方正县珠河乡
见证人：陶青山男，69岁，日本移民东北时，家里耕地被占，被迁移至此。
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好地，把我们迁到从来没人住过的野山坡上，还圈起来，叫做“部落”
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八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
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五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
当时这儿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山和草甸子，也没有水吃，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那地方的水特别，浅红里带点锈色。当景看挺美，喝下去要命——可是这儿没有井，大家只能喝那个。我们用柳条罐打水，用不了几天，罐子就变得通红。那水喝了后，就生大骨节，很多人生病，很快就有人死了。
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给牛给马，结果来了之后，也没房子，我们就两家人盖了一个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上面盖上树枝和草。我们家抓阄儿领了一头牛，但那是什么牛啊，又瘦又老。
来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搭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天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
我们村又叫“挑灶沟”——很多人家那年冬天都死得绝户了
有一年，我6岁那年，闹瘟病——后来我才知道是克山病，吐黄水，传染得厉害，村里人死老牛鼻子（意思是非常多）了。
我父亲和大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中。那时，也没医生，日本人、“满洲国”都没人管。日本人来了，不敢靠近，挎着大刀、骑着洋马，离大老远地看。
村里只有一个姓梁的，叫梁老二，会拔罐子，算是医生吧，整天穿着麻编衣给人看病，但他治不了病，再说哪有药呢？只要一看吐黄水，就知道完了。
闹瘟病时，我母亲不让我出去玩。那时家家都不串门，得了病，就躺在家里等死。死了再抬出去。
据说，邻部落的一个叫张福森的曾给老黄家送来2斤小米——那可是金贵的礼物呢。走到黄家门口，张福森看到，两个孩子直挺挺躺在院里。心里想，黄大哥也太懒，孩子死了咋不埋？进屋见两口子蜡似的躺在炕上，用手推，还活着，快没气了。张福森也没办法，2斤小米放在灶头，把炕点着悄悄走了。大年初一，乘门岗警察回家过年，他又摸进来。黄家两口子早就断气了，门外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狗啃得七零八碎。再看那2斤小米，依旧撂在冰冷的灶头……
那时都是这样，得了病就躺着等死。现在想想，那是什么世道啊？
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
那次闹瘟疫，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掉108，有10户“挑灶”。所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
因为偷吃黄豆，我被碾子轧坏了手指头。今天，我们家的牲口，也比我那会儿生活得好十倍
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
苦到什么地步？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
我现在还记得，冬天出去干一趟活，回来筋骨上都是霜。
那时，大小伙、大姑娘光腚的多的是，没办法，有的人家连像我们家这么一床被子都没有。老周家就是，炕上铺的是木板，盖的是用草编的被子，睡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都是刺。没有鞋，就在木板上穿绳子当鞋穿。他们家17岁的姑娘，烤火把腿上的肉都烤化了。
还有的人家实在没办法，出门就在屁股上盖个簸箕。
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最难受的是饿。地里产不出东西，母亲就到山上拔点野菜给我们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得了一把黄豆，不舍得一顿吃掉，想把它轧成大酱，蘸着吃，可以吃得久一些。她轧碾子时，我馋得受不了，就在后面伸指头蘸着吃，没想到牛一退，就碾着了我的手指头。碾掉了一截，母亲急得直哭。
那一次，我差点没死了。手指头后来受风了，整个人抽风，侥幸活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