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黄麻起义的消息，震撼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不及时消灭黄麻的革命势力，其他几个县再闹起事来，将直接影响到武汉、南京的民众造反。于是，武汉政府调遣十二军一个师前来镇压。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引自：《人民日报》1991.11.17第5版，作者：詹才芳，原题：《回忆1927年黄麻起义：震撼武汉、南京！》
1927年11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被称为黄麻起义。从黄麻起义至今已有64个年头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黄安、麻城两县逐渐有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活动，最初在那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是一些进步青年。其中有许多是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与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的。我因家境贫困，不堪忍受为地主当长工的生活，于1924年到武汉谋生。我每天为人从长江挑水，过着艰难的生活。不久，我找到董必武同志，他把我安排在武汉中学当校工。从此，开始了自己半工半读的生活，并在董必武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年以后，我与一批武汉中学的同学被派回黄安搞农民运动，并与王秀松、余楚臣、王健等同志在家乡高桥区办了十几所平民学校，以此形式学习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和发动群众。董必武同志曾专程来高桥检查了我们的工作，并作了重要指示。
1926年，黄麻地区革命形势大发展，在共产党员吴焕先、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杜步蟾、王树声等同志的领导下，我们黄麻两县的农民先后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我们惩办了吴惠存、李介仁、丁枕鱼、王子历等数十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狠狠地打击了地主反动武装。尽管在当时，这两县的党组织对革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思想的认识还不大明确，但是我们的顽强奋战、革命热情却为以后的黄麻起义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和一块发动起义的革命基地。
1927年9月中旬，黄安县委派到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的郑位三等同志带回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黄安县委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了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宣讲了中共湖北省委拟定的暴动计划。我和戴克敏、田开寿、王秀松等同志一道参加了这个会。会后，我们开始整顿农民自卫军，使队伍更加精干，战斗力更强了。
9月，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百余名农民又一次向封建反动势力发起了进攻。举行了九月暴动。我们冲进了地主的大院，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我们杀猪出谷，一袋一袋粮被扛出来，妇女们分着绫罗绸缎，有的踏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高兴得翻滚着……
附近的土豪劣绅见状，个个惧怕，不敢躲在庄里，都逃之夭夭了。10月间，我们黄安农民自卫军，没收了10几家地主的财产，缴获10多支枪。之后，黄安县伪政府和豪绅地主，勾结敌三十军的一个团，进驻了黄安县城。敌人的反动气焰嚣张，四处联合反动地主武装，准备对黄麻地区的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妄图把农民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鄂东特委认为，只有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用革命的进攻来粉碎敌人的反革命的屠杀，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自己的武装，才能使革命得到胜利。因此，10月3日，黄安、麻城两县县委在黄安县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了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在黄麻两县进一步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讨论拟定了暴动计划，会议讨论结果，决定高举“九月暴动”武装斗争的旗帜，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七里坪文昌宫会议后，我们黄安的王秀松、余楚臣、李先念等同志以董必武同志的名义在当地出布告，发传单，采取各种形式，进一步向贫苦农民宣传发动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经过20多天的工作，我们在黄安首先领导发动了高桥、桃花等区的武装斗争。农民自卫军扩大了400多人，农民自卫军个个英姿勃勃，斗志昂扬，作好了战斗准备，焦急地盼望武装起义的那一天。
11月13日，起义军2万余人集结于黄安七里坪，晚10时向黄安城出发。11月14日凌晨4时许，各路起义军队伍先后到达县城，总计3万余人，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我们黄安高桥区农民自卫军和群众攻打黄安县城的南门。
黄安县城城墙足有2丈多高，4个城门配有8门土炮，10架机枪。只要一到天黑，城门关闭得严严实实，隔断一切来往行人，胆小如鼠的卫兵抱着大枪，就像幽灵似地在城墙上边来回晃动。哨兵时而发出恐吓声，虚张声势，为其壮胆。我带领30人的突击队，趁夜色悄悄地摸到南门埋伏下来。
“砰！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接着城周围一片呐喊声，火光四起，总攻开始了。
我们一跃而起：“冲啊！”高举手枪，冲到城下。突击队员们架设云梯时，城上的哨兵向我们射击。我们集中火力，压倒了敌人哨兵的火力，队员们迅速地爬上了城墙，哨兵看见城墙被攻占，被不绝于耳的喊杀声吓破了胆，跳下城墙逃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