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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湾地下党烈士家属为何到死都抱怨领导?

2014-04-14 10:57:20 来源: 凤凰网 作者:
摘要:曾为女儿的天花痊愈四处求拜观音的季同老太,一直到死都难以释怀:“领导不该派她去台湾做地下工作的”。

张志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1928年日警在上海租界、东京和台湾同时展开反共大搜捕,他沿中国东南海岸一路北漂至青岛、大连,侥幸得脱。滞留岛内的台共及其同路人,在这十数年的漫长岁月间,几乎无一幸免牢狱之灾。

其间,岛内秘密召开的两次台湾共产党代表大会,都是在重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1928年8月的台共第一次会议,谢雪红取消了缺席者蔡孝乾等人的党籍;而在1931年5、6月间召开的台共第二次会议上,谢雪红又反过来遭开除出党。

这来回往复的拉锯,也是台共党人自1920年代在厦门、上海、东京三地渐成气候起,埋下了此后岛内左翼势力难形成合力的先兆。

谢雪红和“表弟”林木顺早在台共“一大”筹备期间就被指定为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人,依循当时国际共产(第三国际)的指示,在日共领导下开展“台湾支部”的工作,甚至不分疆界地吸收过朝鲜的独立运动激进分子。

而在厦门读书时接触到共产主义的那批人,其中就包括张志忠,最早甚至还集体学习过蔡孝乾编写的《新兴经济学》,他们试图在岛内籍民族主义的兴起鼓动共产运动。

这两股施之于台湾共产党人的影响,在上海积聚又交错。瞿秋白在遭党内批驳之前,他被谢雪红、蔡孝乾、张志忠等人共奉为师。1928年日警反共大搜捕,台共党人四散后,蔡孝乾、张志忠踏上流亡之途;而滞留东京的共产党人陈来旺,在被日警破获的一份报告中曾写道,“中共支部的成员,竟不知道台湾共产党的存在”。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岛内政治气象突变,不出半年,张志忠奉派秘密潜回,此时的他已颇有革命履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北的新四军,此后在冀南军区从事“敌工工作”;而晚他三个月抵台的蔡孝乾更是资历显赫,作为惟一一个参与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籍党员,他在中共中央“以少数民族代表身份”居于高位。

经历了日据时期十数年的“失联”,共产党再次踏上这个形势复杂的岛屿,不由得格外小心翼翼。

先期抵达的信使,是一位《大公报》记者李纯青。1945年10月5日下午五时,伴随着三架从重庆九龙坡起飞的美军运输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他身为记者代表团的一员,混迹于国民政府受降长官的随员之中,实则肩负着周恩来亲自嘱托的“排摸”任务。

他捎回的信息是“老台共的人(在日据时期)全部被捕,全部转向(变节),只有谢雪红一个人是可靠的。”此后便有了谢雪红与张志忠接头的一幕。

同样为了核实张志忠的身份,谢雪红特意派出一名台北市郊老农,在李纯青的带路下去上海找“组织”。证实了1946年初,经中共华东局同意,设立了归上海局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并任命蔡孝乾为“省工委”书记,乃岛内共产党活动的最高领导;张志忠为武装部长。

谨小慎微的接头工作,佐证了旁人的眼光:张志忠那圆滚滚的小腿,确是长期行伍塑造的。此时已铁路贯通南北的台湾,很少有人再靠一副腿帮子东奔西突了。而回归乡里的他,仍沿袭着他在大陆养成的习惯,光着脚丫子,出没于城市边缘的山林地带。

从妻子季沄写给大陆亲人的家书里,尚能嗅出这对夫妇“潜伏”期间的生活气息。季沄几番劝说家里人来台一游,并言“台湾受教育普遍”、“铁路交通方便”,只是“台湾女人都是穿洋装”,她“领教不了”这里的中装剪裁,特意要家人从上海做件旗袍带来。

在她家书中,“从诊所拿药”几个字频繁出现,而又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此“诊所”特指位于上海南京西路上的“伟光医院”,其业主打着“上海台湾同乡会”招牌,实为中共和台湾共产党人活动之间的联络站和补给线。因当日岛内物价腾贵,由上海的组织供给的地下党活动经费,大部分置换成药品,再通过“救济署”申领,既扛货币贬值,又便掩人耳目。

火药味

陈仪入台湾后经济措施不力,岛内物价节节蹿升。再加之官员贪腐枉法,在台湾民众间激起巨大怨怼。据统计,陈仪当权不到两年,查禁刊物836种,超过日本都政府时期的总和;而在民间收藏木屐,甚至也被列为留恋皇民统治的罪证。

时至1947年,国共两党在东北陈兵百万,内战已不可避免。乡下人当中甚至开始传说,林彪是台湾人(误为谢雪红的“弟弟”林木顺),等他带兵打垮了东北的蒋军,就要回来解放台湾。

改变岛内政治走向的“二二八”事件,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一触即发。1947年2月29日中午时分,群众涌往电台,要求广播台北流血事件,号召全省响应抗议斗争。云集了岛内左、中、右三派的人士的临时决议机构“处委会”迅即成立,“二二八事件”的火苗在全岛瞬间成燎原之势。

台湾的非武装政治运动素有渊源,早在1907年,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曾与岛内的进步士绅林献堂见面。梁语于林,中国在卅年内必无力拯救台湾,台人当效仿爱尔兰之抗英,以议会路线手段争取权益。

“二二八”事起,刚在岛内立足的共产党人,即在“省工委”领导下形成了分工,“一部分党员全力准备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党员进行宣传工作”。此时新被吸收入党的青年,大多是没有在内陆革命经验的学生与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是白天忙于“寻枪”,夜里“听广播”刻蜡版。

谢雪红在台中领导的武装暴动,声威最是壮大。这个老板娘摇身一变成花木兰,挺一支手枪,挥一面小白旗(示意让道),站在满载武装警察的卡车车头,带领群众包围警察署、生擒了当地的贪腐官员。她的这副形象,1947年4月7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成了外媒报道中SnowRed的定妆照。

时常孤身跑进山里的张志忠,此时统领着一队武装青年,正准备从南部山区挺进台北西边的桃园。他征募来的人手,有从日据时代被调去南洋从军、或做军夫经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闲散归台人员,也不乏地方上的义勇,已在山中跟着他练枪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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