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网
12月13日、14日，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对城镇化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其中包括国际金融论坛理事长戴相龙；IDEA创始人及主席查亚德•扎旦；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盘古智库经济学家、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斯坦福大学博士后陈秋霖等。
易鹏向21世纪网阐述了其独到的城镇化观点，这次城镇化明显是要破解“雾霾中国”，可能从制度层面、改革方面体现以人为主。
不过，陈秋霖则向21世纪网表示，对于破除雾霾中国的问题，他并没有易鹏乐观。
而国际经济学家如奥特曼•西门斯在看到新型城镇化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警惕，要注意防范其风险问题。
破解“空城”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六大任务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立足点以人为本，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也就意味着要提高户籍城镇化率的水平，而户籍城镇化率的背后关键就是要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例如养老、医疗、教育等。对于农民户籍落户的条件，依然得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放小禁大，严格按照控制特大人口城市的增长，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同时也强调城市建设必须要产业作支撑，既要把特大城市的产业做得更多，更宽，同时也要把中小城市的产业的城镇率要提升。只有这样，农民变成市民以后才能依托。
盘古智库经济学家、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认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换言之，进入北上广的难度会加大。因为，中央政府更多地希望通过资源的市场化配制，通过更多的均衡式发展，培育新的城市群，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到北上广的以外的城市就业。这样，既能够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同时又能够使人根据自有迁徙的规律，到有产业生产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地方去。
“以前我国城镇化率是人口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土地城镇化率，没有让二者同步，导致‘空城’的出现，这对土地来说是一种浪费。”易鹏说，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未来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耕地红线、生态红线，保住底线。使得土地不得轻易地改变用途，改变以前粗放式地使用土地。
在易鹏看来，改变“空城”的建议是让市场作为一个主导，而不能让政府作为主导。当市场作为主导以后，“空城”出现概率才会大幅降低，因为市场是对资金是负责任的。而地方政府有时候则会出于自身利益，对资金对投入不负责任。
化解雾霾
对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六大任务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国际金融论坛理事长戴相龙认为，认为农民进城成为市民，要提高素质，日子比原来过得更好，而不是起来更多的房子，而不是把更多的人挤到城市，城镇化建设要协调发展，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协调及交通、通信联络，而不能看成很孤立的一栋房子。
而易鹏则认为，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难以为继，用新型城镇化破解“雾霾中国”。
易鹏说，这次城镇化明显是要破解“雾霾中国”，可能从制度层面、改革方面体现以人为主。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均衡化，也就是说，要农民工进入城市必须要与市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
为什么新型城镇化能破解雾霾中国？
在易鹏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型城镇化明确要建设生态中国；第二，以城市群做为主体形态，人口的集中居住能降低能源消耗；第三，未来主要的以服务业做为产业支撑，第四，要和信息化结合；第五，要建立混合社区。
不过，盘古智库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博士后陈秋霖向21世纪网表示，对于破除雾霾中国的问题，他并没有易鹏乐观。
陈秋霖认为，尤其对于未来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的总抓手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来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破除雾霾中国。
陈秋霖说，具体而言，可以在城镇化最直接的三个新型方面予以推进。
首先，推动城镇化过程中智慧、绿色、低碳城市的建设步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快形成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的新机制。
其次，要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的均衡发展，因为一个城市雾霾现象不是一座城的概念，而是一个大区域概念。
最后，要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去工业化的力度。这次雾霾天气的地方主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大部分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加大去工业化的力度。让服务业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产业支撑。
警惕城镇化过程风险
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和发展已经触及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公平、资源分配、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的城镇化能带来怎样巨大机遇？
在IDEA创始人及主席，世界著名可持续发展社区专家查亚德•扎旦看来，可充分利用城镇化的机会，解决好潜在的问题，并且消除了由此而发的风险。
“利润是非常重要的，任何项目的目的都是取得利益，优化投资，确保在一定的程度上有高的投资回报率。” 查亚德•扎旦说，但可运用六维可持续发展模式，最大限度保持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六维可持续发展模式即，注重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态发展，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其他相关性。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则认为，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风险。具体而言，地方政府的支出必须体现出中国目前战略调整和面临的挑战，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