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的思维向空气污染宣战(访谈·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聚焦空气污染(下))
——对话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研究员
1. 不合适的发展方式造成大范围的重污染
记者:去年底今年初,我国部分地区长时间、大范围反复地出现雾霾天气,许多城市空气质量急剧下降,严重威胁到人们正常生产生活。据统计,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北京雾霾天气数竟然多达18天。请问,我国空气污染问题变得突出、日益严峻的原因何在?
柴发合:今年1月份,这场涉及面最广、影响人群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污染程度最重的大气重污染,让大家记忆犹新。近年来,虽然也时常有灰霾天气出现,但这么大范围、高强度、长时间的污染,确实不多见。可能与天气状况有关,但高能耗产业导致各种污染物排放量过大是主要原因。同时,机动车也是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二三十年前,我们都梦想着拥有一辆自己的小轿车。从2009年起,我国机动车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现在,汽车尾气排放又困扰着我们。
可以说,不合适的发展方式,特别是以高强度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特征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断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再加上大量的建筑活动,这些都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
2. 空气污染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值得关注
记者:2012年以前,人们对空气污染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化工厂、工业区等局部地区,现在越来越感到空气污染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柴发合:前些年,有些化工区污染防治做得不好,特别是化工厂排放的一些有害气体影响到周围群众的生活,所以,那时大家的诉求主要是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地带一直是城市,因为城市是社会活动强度最大、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最大,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现在,北京五环路以内燃煤的很少了,但出了五环,在城乡接合部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天然气管道和公共设施跟不上,仍然大量燃煤。另一方面,现在发展设施农业,很多大棚到了冬天也要取暖,温室的燃煤也是一个大问题。一些地方发展乡镇企业,有些企业规模小,污染防治水平差,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量大,逐渐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还有一个因素是秸秆焚烧问题。尤其在南方,一些地方烧秸秆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每年6月前后,有些地方焚烧秸秆污染大气,甚至导致机场关闭。另外,很多地方农村的垃圾没法处理,只好烧掉,也是污染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气污染“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确实值得我们关注。所以,不仅要重视城市的污染控制,还要考虑城市周边以及广大农村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
记者:并且,在生产力布局上,一些污染企业纷纷向农村转移。
柴发合:是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和城市之间原来相应的农业隔离区越来越小,越来越连成片,形成多个城市群,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区域性污染就变得越来越突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3. 淘汰落后产能虽然很难,但必须去做
记者: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国十条”明确提出建立区域污染防治联动机制,通过联防联控来解决区域性、复合性的大气污染问题。您认为落实起来容易吗?难点和关键点在哪里?
柴发合:可以说,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的出台,是我国政府应对大气污染问题专门采取的综合性、强有力的举措。“国十条”的内涵绝不只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问题,而是已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与大气污染防治紧密结合起来;不再只是强调减排、减排、再减排,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导致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降下来。其中,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可以说是最难的事情,但必须去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的产生。
关于能源结构问题。目前我国能源利用70%以上靠煤炭,特别在城市,公众生活燃煤,冬季采暖燃煤,是造成冬季污染的重要原因。按理说,在城市全部用天然气替代燃煤,这样就可以减少大气污染排放,但这又牵涉到天然气资源问题,还有管网问题。同时,天然气的价格肯定要比燃煤高,为了保证公众的切身利益,还要进行补贴。北京市每年用于天然气的补贴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门槛越来越高,要淘汰的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对于减排而言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但执行起来确实有难度。比如,出台什么样的激励性政策来鼓励落后产能的淘汰?怎样消化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需要通盘考虑,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4. 环境问题是发展引起的,也要在发展中去解决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好空气“北方靠刮风,南方靠下雨”,或者说“冬天靠刮风,夏天靠下雨”。外国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有什么好的办法?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柴发合:可以这么说,环境问题是发展引起的,也要在发展中去解决。国外的经验也能说明这一点。比如,洛杉矶曾发生“光污染事件”,伦敦曾发生“烟雾事件”,但现在那里的空气质量非常好。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外国当初的情况类似,也是高能耗产业发展引起了环境问题。这些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比如,伦敦从上世纪70年代,整个城市就不用煤了。能源结构的调整,对于改善空气质量至关重要。
正因为发达国家原来经历过重污染,所以他们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并对污染源进行深度、有效的控制,从而大大减少了污染排放。另外,他们注重强化对污染的监管。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空气质量改善是长期过程,治理大气污染需要“长短结合”。短期目标是要把重污染发生的频率降下来;长期目标则是要把污染物浓度降下来,并逐步达标。
以淘汰“黄标车”为例。现在北京市汽车保有量达500多万辆,空气中二氧化氮的水平却比100多万辆汽车时低30%—40%。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机动车的污染控制做得比较好,虽然量增多了,但是排放标准严了,单车排放的因子就小了。一台黄标车的废气排放相当于几十台“国四”标准车。加上当时燃煤,整个城市二氧化氮的污染水平比现在还高得多。如果在京津冀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把“黄标车”赶快淘汰掉,污染就会降很多。还有就是建筑工地,需要加强管理,减少扬尘污染。
从长期看,要对发展方式动大手术。目前的污染状态说明我们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如果照这种发展方式发展下去,污染防治没有希望。现在,我们生产了世界60%的水泥,使用了50%以上的煤炭,生产的钢铁约占全球的50%。我们出口焦化、焦炭等初加工产品,却把污染留下来了。从长期来讲,必须扭转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不能再做世界初级产品加工厂了。不仅污染防治水平要向发达国家看齐,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等要向他们看齐。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和环保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5. 同在蓝天下,需要每个人都来“出把力”
记者:环境保护部将今年“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确定为“同呼吸,共奋斗”,您认为公众作为个体应该怎么做,才能为改善空气质量“出一把力”?
柴发合:当前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问题,也不只是污染防治、污染监管的问题,它与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我们享受了很多公共服务,比如冬天采暖,就增加了污染排放。现在家家户户用的电器越来越多,用电量大增,而发电主要靠燃煤。我们出门,不管是开车还是乘坐公共交通,都要燃油,在享受方便快捷的同时,不知不觉就产生了污染。甚至我们居家做饭,大量的油烟就排放到空气中去了。还有我们住新房,盖房子时有扬尘、粉尘污染,外墙涂装要用涂料,里面有很多挥发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就成了PM2.5的帮凶,室内装修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重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的制造者。
既然我们都对污染有一定程度的“贡献”,那就需要“从我做起”,全社会共同奋斗。尽管每个个体在污染防治中的作用、承担的义务会有所不同,但同在蓝天下,需要每个人都来“出一把力”。(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