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些记录着实际情况的资料，是任弼时考虑政策的重要依据，也体现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精神风貌的，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即可略见一斑。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洪梦 成晓明，原题：《“党的骆驼”任弼时：一生有哪“三怕”？》
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17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30年，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他虽英年早逝，但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任凭时间长河如何冲刷，都冲刷不走他那“党的骆驼”的美誉在人们心中的烙印。他就是任弼时。周恩来总理号召人民纪念、学习他“奋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叶剑英元帅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他头脑清醒，勇于为真理而斗争
“只以人生原出于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是17岁的任弼时在奔赴苏俄留学时给父母的信中所谈到的，这也是他对自己追求理想信仰所立的铮铮誓言，他以改造无公平正义可言的旧社会为己任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由此明鉴，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进步，他决心将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
坚定不移地把握住革命航向，与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是任弼时一生中一个突出的可圈可点之处。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任弼时总是教育身边的同志“要坚定，要团结，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鼓起斗争的勇气，去夺取胜利”。一位跟随任弼时工作多年的同志说：“在任弼时面前，慌张的人会变为镇定的人，软弱的人会坚强起来。”
在处理秋收起义的善后工作中，任弼时科学地总结起义部队受挫的真正原因，以大无畏的精神否定了共产国际代表要求继续举行长沙暴动的主张，而且他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
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危机，在其中两次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任弼时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从而维护了真理，保卫了党的利益。
一次是在任弼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期间，全党上下由于贯彻和执行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惨遭屠杀，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解决危机，1927年6月13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任弼时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任弼时就要求发言。陈独秀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不管陈独秀同意与否，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越听越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大叫：“住嘴！”他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大吼：“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23岁的任弼时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浩然正气，继续辩驳道：“撕掉意见书，表明有力量吗？不！这正说明心虚理亏，没有真理！”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同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之后，新上任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握着任弼时的手，夸奖了他和团中央的觉悟及胆识。从一定意义上说，陈独秀对任弼时的政治成长有过启蒙作用，任弼时尊重陈独秀，视其为长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真理的坚持，在谈到与陈独秀的政治争论时，他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另一次是在长征中与张国焘的斗争。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6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当任弼时、贺龙了解到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时，就与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的朱德、刘伯承等一道，深入各级干部中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团结了大批干部，统一了认识，孤立了张国焘等少数分裂主义者，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与党中央汇合。一场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被及时扭转。
鲜明体现任弼时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莫过于他在两次被捕入狱时的坚强表现。一次是1928年10月，他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到安徽巡视工作，在南陵县被捕，遭受踩杠子、跪铁链、皮鞭抽打等酷刑，被折磨得几次昏迷。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以钢铁般意志同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没得到半句口供，在被关押了5个多月后，经营救出狱。之后不久，被党中央调到中共江苏省委任常务委员，至1929年9月再次被捕，被关进了帝国主义在上海所设的西牢里。敌人用电刑拷打，他的背上被电烙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仍然不屈不挠，严守党的秘密，他还不忘叮嘱难友“宁可牺牲自己，不可牵连同志，要保卫党”，充分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他被关押至12月底才再次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任弼时之所以能严格要求别人，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率先垂范，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因此，中央机关的同志在说起任弼时时，都一致认为他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绝不因此而徇私情。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任弼时通过了解情况发现这种不良倾向后，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几次及时大胆地向毛泽东上谏此情，提出必须马上纠正才好。后来，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规定，推动整风运动回到了健康正确的轨道上。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什么对任弼时一直是敬畏交织？对此康生曾回答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其实，更重要的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
任弼时对江青也是一直坚持原则，不给其任何特殊照顾。1941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金。为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这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简称“特会科”），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并责成任弼时直接分管。一次，江青买了一些不在报销范围内的东西要求特会科报销，遭到拒绝后就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压力，拒绝报销，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还是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表现任弼时这只“骆驼”方向感强的，还在于他极富政治远见。
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筹建之时，任弼时就有幸远赴苏联接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而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培养了他的坚强党性。1921年8月至1924年7月，任弼时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2年冬，他由团员转为正式党员。1923年春，中共旅莫支部成立，随即开始对党团员进行非常严格的党性教育与训练。
1924年7月，任弼时和王一飞、彭泽湘、卜士奇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针对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在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任弼时明确表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四年历史，不应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有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
在这里，任弼时极富政治远见地摆正了党和团的正确关系，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中牢牢地把握住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奠定了共青团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