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由于他不擅宣传自我，加上他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变法的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曾巩于是一直无法以才干立朝，一辈子没有得到更好的机会施展抱负。后世的人们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他的卓越才干，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堪称憾事。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被掩盖的能臣》
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远学韩愈，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宋代以降，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他因此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特殊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住罢了。
1057年，39岁的曾巩考上进士。在这之后，除了在京城当过几年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浙江、山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基层任职，前后长达10余年，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成效卓著，颇有政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越州：下令让富户出售粮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把两边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北宋的通判，虽然是个副职，但在处理政事上，是与知州同享权、共担责的，即所谓“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曾巩当年6月到任，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这地方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州上便想了个法子，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而且一下子就确定了7年的期限。然而，7年后，期限已到，衙门却“责赋如初”，横征暴敛，丝毫没有按规定停征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曾巩在越州没待多长时间，又碰上当地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考虑到常平仓（古代一种调节粮价的方法，建造仓库储备米粮，粮价低时就从外面高价买来，粮价高时就把仓库中的减价出售）的粮食不够救济灾民，而遍布乡野的老百姓又不方便到城里购粮，为解燃眉之急，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当曾巩看到富户们申报上来的储量达到15万石时，他的心里踏实了。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他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
通过这些措施，越州百姓平稳度过了灾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百姓的农事也没有扔下，广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绿。
齐州：一举端掉“霸王社”
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知州可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曾巩深知责任重于泰山。自古以来，齐鲁便以民风强悍著称，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齐鲁多勇猛响马之帮”。黄巢起义、宋江落草，乃至清末义和团，皆发端于齐鲁大地。曾巩所任职的齐州，就被评价为：“野有群行之盗，里多武断之家”，是个有名的难治之乡，豪强地霸比比皆是。所以，曾巩这个知州，绝对不好当。他清醒地认识到其难治之处，决定重拳出击，打击豪强，树立威信。
当时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敢怒不敢言。曾巩初来乍到，便以此为突破口，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百姓拍手称快。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曾巩不像现在有些官员，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好恶，专拣上头喜欢的事做，唯领导马首是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反倒把本身的守土爱民之责抛却一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劳民伤财。曾巩既勤政，又务实，而且凡事能从实际出发。当时，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按当时注册的户口计算，3个劳动力里就要调一个，抽调比例高达1/3。当曾巩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9丁抽1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他的这一务实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其实，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如今它已是济南的著名景点；等等。后人曾在千佛山建曾公祠，还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都是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