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演的话剧《伏生》有许多亮点，如摒弃了非白即黑的以功过是非评定人物的传统手法，而是通过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学术思想背景来再现人格与行为，演绎矛盾与冲突。汉文帝初期，朝廷征集散佚的儒家典籍，伏生遂口授《尚书》二十九篇，由太常掌故晁错用隶书笔录。
文章摘要：李斯有一句台词也值得注意，他说：“我烧的不仅是儒家，烧的是诸子百家，为的是让秦朝的文化光耀千秋，让法家思想发扬光大”。
伏生授经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赵炎，原题：《“秦博士”伏生：或未与李斯“斗法” 曾藏传“尚书” 》
最近上演的话剧《伏生》有许多亮点，如摒弃了非白即黑的以功过是非评定人物的传统手法，而是通过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学术思想背景来再现人格与行为，演绎矛盾与冲突。另，李斯有一句台词也值得注意，他说：“我烧的不仅是儒家，烧的是诸子百家，为的是让秦朝的文化光耀千秋，让法家思想发扬光大”。这句话显示了主创方对“焚书坑儒”事件的独创性解读。
肚里藏书，或有据可依
伏生其人其事，《史记·儒林列传》里有介绍。伏生，济南人，曾做过秦朝博士。据清末学者陈蜚声考证，他生于公元前260年，卒于公元前161年，享年99岁。这说法不一定可靠，因为涉及伏生的直接历史资料太少。但是基本的事迹还是清楚的，如“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注意，并非肚里藏书)，后来因战乱流亡于齐鲁之间课徒为生。汉文帝初期，朝廷征集散佚的儒家典籍，伏生遂口授《尚书》二十九篇，由太常掌故晁错用隶书笔录。
汉代隶书，在当时相当于今天通行的规范打印体，主要是便于认识和阅读，所以又称为“今文”。用隶书誊录的《尚书》称为今文《尚书》。伏生，原名叫伏胜。“生”，在古代与“子”、“夫子”同意，都是对饱学之士的尊称，如同今天的“老师”或“先生”。比如孔丘，他的弟子及后世读书人尊称他为“子”；李白在《将进酒》一诗中提到的岑夫子、丹丘生等等，都是此类意思。
既然是藏书于壁，又该如何理解剧中的“肚里藏书”情节呢？一个聪明的擦边球而已。窃以为，倒不是真的把肚子剖开藏书于内，而是伏生通过多年苦读，早已将《尚书》背熟悟透在肚子里了，他自己就是一本活《尚书》。只要他个体生命不消亡，文化坚守的使命就可以完成。
如今济南一带还流传着关于他刻苦学习的故事，说他曾把自己关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石屋里，腰部缠上绳子，每读一遍《尚书》就打个结，以至80尺长的绳子都打满了结。如果传说属实，那么肚里藏书就有依据。
与李斯斗法，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
秦汉时期，黄河三角洲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一是茅焦，一是伏生。茅焦临汤镬而不惧，直面淫威，凛然谏诤，终致始皇感悟，拜为上卿，贤名远播。与之相比，伏生在当时并无高行令名，只是70名博士之一。
博士，是秦王朝设置的顾问之类的闲职，可议政，不可参政，没有品级，也没有具体的权责。也就是说，作为一名普通顾问的伏生，与丞相李斯，在政治地位上是不对等的。伏生或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倘若真的如该剧所设定的与李斯是一对公开斗法的“冤家”的话，仅凭区区话语权是远远不够的。大家想想与司马光、刘墉与之间的争斗，也就明白了。李斯步步为营，伏生棋高一着，这样的斗法故事，在当时不可能发生。
焚书坑儒，是李斯为独尊法家而建议秦始皇推行的一项国策，有诏令为证：“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随后诸生连相告引，460余人皆坑之咸阳。在天下为之怵惕的严酷形势下，文化思想之交锋，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实。
伏生是在朝博士，可能因此幸免于难，有了壁藏《尚书》的机会。然后流亡他乡，典籍得以保存，李斯“力撼法家”的图谋破产。这大概才是他们之间的真正斗法，文化大围剿与大逃亡，仅此而已。
独藏《尚书》，一代宗师的眼光
正如该剧导演王晓鹰所说的那样，“当他(伏生)把自己的生命同书籍融为一起的时候，他自己都会始料未及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他的生命遇到威胁，那他该怎么办？”这句话还凸显出该剧疏忽的另外一个问题：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甚多，可谓汗牛充栋，伏生为何只选择《尚书》而藏而传？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了《尚书》是本什么书。“尚”是上古的意思，“书”是指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即是指“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了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其中也包括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添加的尧舜禹的文献汇编，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等。伏生独藏《尚书》，之后又独传《尚书》，原因或在于天下情势之变化，比较各学派的优劣高下，择有用、实用者藏而传之。
当时秦始皇灭六国，并吞八荒势如破竹。在这种大势面前，孙子“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发挥普世价值，难，难，难；老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等思想，早在战国时代即已“落伍”；墨家“非攻”、“尚俭”的理念此时也与潮流格格不入；名家“白马非马”的逻辑很难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与伏生的家学(儒学)传统与人生理想相隔甚远。
也就是说，藏儒家的书，必然是伏生的首选。“古文”虽难，却难以阻止伏生对《尚书》的探索精研，“尧典”、“舜典”、“大禹谟”的学问渊博精深，“周盘”、“殷诰”的佶屈聱牙，都成了伏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乐趣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当秦始皇、李斯燃起焚书烈焰的前夕，伏生藏了《尚书》；当西汉帝国的大厦需要文化学术支撑的时候，他传了《尚书》，此后终于形成尚书学两千余年之无限风光。
伏生自己，也因授经而成一代儒家翘楚，赢得了崇高声誉，千年后还被统治者封了侯，称为先儒圣贤。史载唐代诗人王维曾画过一幅《伏生授经图》，图中一位老者，在教一帮弟子读书。王维认为这是个恒久美丽的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