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晓峰 
南宋《韩熙载夜宴图》，图中可见宋代代表床具形象。 文/邵晓峰 编辑/许锡杨
编者按：
我国早期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坐具，又是卧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床，安身之坐者。”表明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坐是床的主要功能。西汉后期出现了“榻”这个名称，主要指坐具。六朝以后的床榻打破了传统习惯，高度增加，形体变大，习惯上是床榻并称。直到唐代中期及以前，坐具、卧具仍多称床榻，坐具称为小床。至于宋代的床，则长期以来少有学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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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峰，南京林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多年潜心研究宋代家具，取得一系列成果，被业界誉为“宋代家具研究第一人”。
宋代床的研究价值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昌盛的时代，以家具为代表的生活艺术十分发达，但其家具研究难点甚多，如实物稀少，文献散杂，图像漫漶，研究学者罕见等。因此，明清家具研究火热，宋代家具研究却才刚刚兴起。目前，这一领域的成果以拙作《中国宋代家具》为代表，这也是对二十年来古典家具热的一种深度反馈。
在长达320年的两宋，尽管床等家具含义的多变性依然存在，但无论是宋代文献中的床、宋代的实物床，还是宋代图像中的床、不同材料的床，都让床的话题变得颇具探讨价值，一方面宋代床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国人起居方式千年之变最为关键时期是在宋代”这一论题奠立了多方面的基础。另一方面，对它们的梳理与考察也为我们揭示宋代床具在中国卧具发展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带来帮助。
文献初窥
宋代长达320年，这一时期床之含义的多变性依然存在。例如，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引徐敦立言说：“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这里的“梳洗床”、“火炉床”应该均是榻、凳一类的家具。甚至到了元代，榻也会被称作床。例如，元胡三省就说：“榻，床也，有坐榻、卧榻。”至于宋代，床也可以用于他用，例如供人垂足而坐，但其主要使用功能是睡觉。为避免字意的混乱而导致理解的差异，本文研究的床主要指的是用于人们睡觉的卧具。
宋人对床局部划分比较详细，有床敷(床铺)、床棱(床承坐面的棱角)、床锐(床棱)、床垠(床边)、床裙(长方形，多为布制，安装于床的四周)等，这些称呼在宋代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对于床敷，南宋陆游诗《午睡》曰：“如何得一室，床敷暖如春。”对于床棱与床锐，北宋苏辙诗《次韵子瞻上元见寄》曰：“故人隐山麓，燕坐销床棱。”苏辙诗《闲居五咏·杜门》曰：“床锐日日销，髀肉年年肥。”对于床垠，北宋梅尧臣诗《五月十七日四鼓梦与孺人谢恩至尊令作诗枕上口占》曰：“空余破窗月，流影到床垠。”对于床裙，《宋史·舆服志五》载：“凡帐幔、缴壁、承尘、柱衣、额道、项帕、覆旌、床裙，毋得用纯锦徧绣。”
由于床主要供人们睡觉，所以它的私密性远大于榻，这样一来，在传世绘画作品中对床的描绘就不像榻那样多。从流传的实物和壁画看，当时的床周围有间柱，有栏杆，也有围板，床体有箱形壸门结构和四足形结构。其中，辽、金栏杆式围子床最具特色，这主要由于当时北方地区的人们虽然仍逐水草而居，但逐渐受到汉文化影响，起居习惯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从而影响了家具形制。另外，北方定居的气候寒冷区，人们睡眠时多卧在一种用土坯或砖石砌筑而成的设施上，这种设施被称为“炕”。这一时期，被掳至北方的汉族工匠的经验与技术逐渐传播，使得北方的家具生产质量与规模得以发展，有能力制造出较为精美的家具来，床榻的使用也逐渐增加。
图像掠影
宋代床具形象主要见于南宋佚名《韩熙载夜宴图》、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和山西汾阳金墓壁画，若论形象性与艺术性的高超表现，《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床具堪称代表。该图中画有两件床，均为三面围子的帐床，也可称作架子床。山西汾阳金墓壁画中描绘的也是帐床，在装饰上比较重视。图中的这两件床的特色在于二者分别处于一室之中，增加了卧具的私密性，这也形成了后来的床具与卧室家具陈设的发展方向。
图1 《五山十刹图》中的方丈坐床
图2 《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僧堂长连床在《五山十刹图》中的方丈坐床(图1)与径山僧堂长连床(图2)中则可发现在尺寸、比例、结构上更真实的卧具测量图。由于《五山十刹图》具有较为具体的测量数据，因此南宋寺院中的这两种卧具特点被充分展现出来。
《五山十刹图》在表现与说明上和现在的制图法不同，有其自身特点，但是图形表达得还是较为清楚的。方丈坐床为三围式，后围子最高，在结构上也最复杂，且有“背”、“侧”之分，主要分布有4个大单元，每个大单元中又以垂直线与水平线分割而形成大小不一的矩形组合。两侧的围子叫“板头”，高1尺7寸(当时的1尺相当于今天的31cm)。床面长5尺，宽3尺1寸，板心厚3寸7分。从其床面长度尺寸说明来看，经换算只有今天的155cm，是无法令人伸直腿躺下的，因此，《五山十刹图》中虽定名为“坐床”，而在实际功能上它应是一件榻，图中称其为“坐床”，从“坐”字可知，它是供僧人盘足坐于上面休息的。“坐床”从正面看有5足，有曲线纹牙头、牙条的统一结构与装饰。
径山僧堂坐床是供众僧坐禅、饮食、躺卧的家具，图中描画的是一件长连床。床靠窗而设，上置“函柜”(图早讯名)，以《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序排列床位序号。床从正面看有4只饰有线脚的粗壮足，足间有简略的牙条相连，足高1尺6寸，两侧的围子(板头)高2尺2寸。
实物详解
宋代的实物床，我们可以在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围子床、小榻床、山西襄汾金墓出土的围子床、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围子床，以及四川广汉宋墓出土的棺床中找到具体信息。在以上5件床的实物中，有4件是带有围栏的，其中3件为三面围栏式，别具特色。最独特的是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围子床(图3)，床围借鉴建筑中栏杆的形制，以6根蜀柱为主导来设置分为两层的围栏，在力学承受上以横木担当的比重最多。由于这种只留一个小缺口的围栏在造型上和露台一类的建筑十分相像，因此它和河北宣化辽韩师训墓壁画中的围栏桌这一类的家具一样，都是灵活驾驭家具与建筑的相通法则而作出的独特设计。
图3 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以上几件实物床中，只有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1970年出土)的栏杆式围子床(图4)使用了长方形底座式的箱形结构。此床通高72cm，宽112cm，长237cm，床上铺装木板。左、右、后三面有栏杆，此床上半部的造型即以纵横相接的栏杆为主要结构，疏密有致，虚实相间。床的左、右两面的角柱之间有两根方形间柱，后面有四根方形间柱，角柱和间柱之间用薄木板镶嵌格楞，板上有墨书汉字“三”、“五”、“六”等字样，当为工匠所记。左、右、后三面间柱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栏杆式，下部为围板形。床面与床座没有以榫卯固定，可自由挪动，便于搬运与陈设。正面床沿镶有8个壸门形式的图案，内涂朱红色，较为精美。镶嵌的假云板足和腰衬下边都采用与以上壸门图案相似的曲线花饰。这种箱形结构的床下空间较难利用，这也是一类床榻的缺陷所在。
图4 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目前可见的宋代的其余几件床均采用足的支撑形式，但具体表现形式较为丰富，以山西大同金代阎德墓出土的小榻床(图5)为例，明器，杏木质，为四足栏杆式围子床，长40.4cm，宽25.5cm，高20cm。床由足、围板、间柱、床板4部分组成，床的上半部与下半部之间用一圈围板遮护，承上启下，使两部分联为一体。床面下有雕饰为如意云纹的板状四足，两侧的前后足间有横枨，增加了结构强度。而该墓出土的围子床使用的则是较粗的柱状四足，且足两旁均装有卷草纹牙头。
图5 山西大同金代阎德墓出土最为简洁的是山西襄汾金墓出土的围子床(图6)，长170cm，宽75cm，栏柱高25cm，足十分低矮，只采用矩形断面的2根横木支垫，并以竹钉加固。其床围子保存较好，形制简洁，造型与结构近于前述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木床。三面栏柱与栏杆的断面为大、小八楞柱，出八楞头，这种断面是辽金时期的流行线型，受唐代造型用线的影响较大，与后世围子床形制已经极为接近(图7)。
图6 襄汾金墓出土围子床正视
图7 独板围子罗汉床最为复杂的是四川广汉宋墓出土的棺床(图8)，四足粗厚，饰有曲线纹，并有作曲线变化的牙头与牙条。床的正面分为两个装饰部位，上部有复杂装饰，下部属于足、牙头、牙条的功能部位，表面也有装饰。
图8 四川广汉宋墓出土的棺床宋代不同材料的床
从制作材料来说，宋代的床有木床、竹床、藤床和土床等，其中以木床最为流行，有的富贵人家还喜欢在上面大作装饰，例如北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下记载李允则家“床榻皆吴、越漆作”。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三说宋仁宗提倡节俭，用的是“素朱漆床”。
竹床在宋代较多见，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三一就作有《竹床》诗，苏轼《仇池笔记》中也曾说成都青城山老人村中有“竹床”。
藤床在宋代也有使用，如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记载：“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说明藤床有被使用而且颇受欢迎。
土床流行于北方地区，宋代文献屡有提及，如宋人张载诗《土床》云：“土床烟足紬衾暖。”这里所言的“土床”其实是土炕。南方也有用土床的，宋郭彖《睽车志》卷一转引仪真报恩长老子照言：“绍兴间，尝与同辈三人，行脚至湖南，经山谷间，迷惑失道，暮抵一古废兰若，相与投宿。墙屋颓圮，寂无人声。一室掩户，若有人居，中惟土榻地炉，以灰掩微火……”这里的“土榻”应指睡觉用的土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