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大猛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在民国长沙老报纸中，是否有当前备受关注的皿方罍的相关记载？
查民国长沙《大公报》，1925年6月11日第七版有一则标题为“桃源发现商朝太庙古物，惜为他人私行购去”的新闻。
该新闻称：“昨桃源发来快邮代电云……桃源农村新民中学校学生艾心斋在住宅旁掘得古物一件，高约三尺有奇，重六七十斤，铜质墨色，遍体龙纹，粗处如藤，细处如丝，张牙舞爪，栩栩欲活。上有‘父己尊彝’等字，考查时代，确系商朝太庙之物，三千余年，今始出现于荒山僻壤，非但为中华文物之粹，且可大供历史地理工艺等学术之研究。职校愿备高价购买，已有陈约，殊益阳奸商石瑜璋贿通该乡徐岳峰、陈范吾等，威逼该学生父兄，仅以洋银百元，估买到手，夤夜运去，希图媚外渔利……凡有血气者，莫不扼腕沉痛……乃奸商石瑜璋竟敢强运出口，大干盗卖古物禁令，实系全国公敌。职校为保存古物计，誓不令该奸商之利令智昏也。盖与其饱一人之私囊，曷若供我四万万同胞古昔之摩索乎？除业经呈请各军警沿途检查，实行没收外，务恳力予维持……湖南农村新民中校校长钟逢雨江叩印。”
在该则新闻中，桃源古物为“铜质墨色”，与今天皿方罍颜色相同，更重要的是其铭中有“父己尊彝”，与今天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内皿方罍盖的铭文完全相同。
此事后续新闻，如7月5日、7月26日的新闻中，既记载了当时教育总长、湖南人章士钊“函请(湖南省长赵恒惕)从严查究”，又有据“密报”称，该件古物，或许“收藏省垣(长沙)藩城堤杨克昌店”，及“身盖分离”等新闻。这和日前各媒体披露的关于皿方罍流失经过的新闻及《湖南省志·文物志》上的记载，几乎一致。仅仅只有年代的不同。日前各媒体披露桃源鼎流失的时间为1922年，长沙《大公报》关于“桃源鼎”的新闻报道则集中出现在1925年六七月间。
其实，上世纪20年代，桃源出土、身盖分离、与今天皿方罍接近的大型商代古物，亦屡见于民国笔记，如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则分别称，“桃源鼎”出土于“民国九年(即1920年)”，“盖身分离”，最初陈列学校，成为痰盂；后桃源鼎盖落入某军官手，成为其所豢养的狗之卧具，视同瓦砾。桃源鼎身流落海外后，与此案牵连的长沙文物贩子将赚得的2万多元钱捐作了公益，兴建了天心阁。
考，天心阁于1926年唐生智主湘时，曾因修环城马路被拆毁，1928年经宁乡人鲁岱修复，仅用去6000元。
1994年12月出版的第14辑《长沙文史》有民国时在长沙开古玩店的叶绍箕提供资料、李芸青整理的《近百年来的长沙古玩业》一文，该文中有“东首西身之桃源鼎”一节，称“民国十二三年(即1923、1924年)，我省桃源县某农村发现了一出土商代青铜大鼎，人皆以‘桃源鼎’相称。”“益阳石春林言定售价为光洋400元……急赶来长沙，促古玩业杨克昌偕同去”，“该少年老师取去鼎盖回校……待石(春林)、杨(克昌)到时，只好付足400元，先取鼎身回长沙。当地驻军周磐亦闻知此言，赶到农家，始悉鼎身运长，鼎盖存校，只好用捐助学校基金办法，从学校将鼎盖取走，据为己有。后杨克昌将鼎身运往上海，售与上海古玩商马长生，得价款光洋75000元(包括杨克昌暗盘所得25000元在内)。马长生则将此鼎身卖与西欧某古董商，售价若干不得而知。解放以后，闻周磐被镇压，此鼎盖已被抄出没收，最后，将此鼎盖存省博物馆，惜鼎身已被外商掠购，使其身首分离”。
查邵阳人周磐历史，在1928年7月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前，周磐一直是彭德怀的上司。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彭德怀称：“1925年4月，开桃源之漆家河一带，防贵军袁祖铭部犯湘西北。约六七月间开安乡”。而在1922年，周磐所在部队则驻防在湘潭一带，不可能出现在桃源。
